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上演了一幕幕“西方现形记”，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归结为是“集体向右看齐”。尽管世界上缺乏对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惩罚机制，但是“华盛顿共识”、欧洲一体化的光环渐渐淡去，美国梦、欧洲梦褪色，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两年，西方世界更是出现前所未有之怪现象：欧洲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等等。这些似乎都是想要远离“西方”本身，也在拷问中国的传统西方观。
近代以来，在不少人心目中，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个外国，就是西方。西方意味着德先生、赛先生，是发达的标志，是中国的向往，是世界的未来。
这些感觉是如何产生的呢？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通过殖民世界，灌输了莫名其妙的等式：西方的成功=西方民主制度的成功=普世价值的成功。其实，这只是为了漂白西方成功血淋淋的历史，是烟幕弹。
西方的成功不仅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如今民主制度反而在拖累西方。正如清华教授秦晖曾这样描述欧债危机的制度原因：西方国家的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欧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家在选举时，一般会迎合选民的短期需要，许诺给公民更多的福利，故空口许诺的政治家和政党就容易执政。所以，欧洲陷于财政和金融危机，和他们的民情有很大关系。“大范围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多数选民缺乏成本和收益相关的意识，他们愿意让别人多支付成本，而自己多获得收益”。
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哈尔珀曾感慨，“正如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西方的制度困境，尤以民主悖论为甚。
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体现出西方政治的无奈。说自信，因为欧洲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经历了各种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之涤荡，最终选择了民主制度，这是欧洲政治自信心与制度优越感的源泉。欧盟议会的资深议员菲利普·赫尔佐格早在1999年的《为了欧洲民主的宣言》一书中就认为：欧盟诸国各不相同，但由于“共同的价值观”才走到一起。他说：“这些共同的价值观首先是基督教，接着是文化启蒙，尤其是对民主的发明。”说无奈，一是因为民主制度只能避免最坏，无法追求最好。二是因为时过境迁，这个世界不再是西方一枝独秀了。欧洲目前的困境，对此做了再好不过的诠释。英国脱欧，滥用直接民主的最高形式——全民公投，造成多输，以至于欧洲人自嘲说“欧洲政治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
如今，由于全球化的澳大利亚“飞镖效应”（指行为举措产生的结果与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社会心理学现象——编者注），以及中国的崛起及其承载的连续性最强的古老文明的复兴，民主越来越呈现“坏”的一面。欧洲的境况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缩影。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只是因为有祖上留下的家产，还可以继续挥霍一下，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美国的情形同样如此，特朗普在获得共和党提名大会上直接喊出“不要政治正确性”的口号。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西方应该好好考虑对自己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全面走衰的趋势恐无法逆转。
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西方之道，靠世界推广，中国也成为弘西道试验场。如今才明白，中国的发展并非遵循西方之道。中国的成功，就是成功摆脱西方影响，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在思想意识领域，走出近代、告别西方，仍然任重道远。
这不，国内不少人死抱经典西方、想象的西方不放，因为中国问题重重而然对西方期望。中国的持续崛起，不仅让中国成为中国——中国梦，也让西方成为西方——西方是一地方性概念，厘清普世价值的边界，还原世界多样性。
但，毕竟东流去。西方从解决问题的希望到成为问题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宗教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美国人更自诩为神灵保佑（美元上印着“上帝保佑美国”），导致华尔街、军火商多作孽。在中国，因为有天的概念，所以对神虽敬，但远之，反对装神弄鬼、无法无天。因此，中国的成功反衬出世俗文明的威力。
中国要继续成功，需要不断从西方神话中解放出来。比如，建设“一带一路”，凸显学贯中西也不够了，学贯南北才利害。中国要继续向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种文明汲取营养，开放合作，但西方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分离，内部也分化，要走出近代线性进化论逻辑，告别我们杜撰的西方。
近年，欧洲渐感被自诩的“西方”给忽悠了。美国很少自称“西方”而是“国际社会”，“西方”是拿来忽悠欧洲的。《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est）一书的出版，典型反应了这种情绪。欧盟深知，当美国成为地区强权之日，也就是欧洲在世界上边缘化之时。
欧洲危机重重，也逐步在解脱，不再以普世价值自居。这给美国树立了榜样。全球化谎言与工业革命神话让西方太累了，出路就在于佛教那句告诫——回头是岸。
世界正在上演一幕幕“西方现形记”，这是西方的解脱，也是世界的解脱。西方集体向右看齐，其实是集体回归，回归为地方而非普世。当然，也应是中国思想界的解脱，不再纠缠于左-右、中-西、体-用。让中国成为中国，让西方成为西方，让世界成为世界，正是中国崛起的三大效应。
（王义桅，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