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默茨于2025年5月6日宣誓就任德国总理。德国正面临一代人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长乏力、俄乌冲突持续、国内政治格局的分裂以及德美双边关系的不和。默茨应对这些挑战的雄心十分高远；他着力强化德国在欧洲范围内的伙伴关系，放宽财政政策以允许大幅增加基础设施和国防开支，并承诺推行多项亟需进行的国内改革。这位总理在致力于与特朗普密切合作的同时，也在为德国及欧洲承担起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做准备。值默茨执政一周年之际，美国德国研究所（AGI）专家就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CDU/CSU-SPD）联合政府在外交、国防、经济及国内政策方面的成果进行点评。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AGI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劳拉·冯·达尼埃尔斯（Laura von Daniels）点评：
尽管自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以来，其单边决策引发了多次重大政治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仍展现出韧性。一个典型实例便是其在“解放日”宣布对欧盟商品征收39%关税，此举可能扼杀贸易，与此同时，涉及乌克兰、格陵兰及伊朗的危机持续发酵。尽管在关税、央行独立性以及更广泛的政治风险（包括对民主规范与制度稳定性的威胁）等方面存在持续的政策不确定性，德国对美投资仍有所增加。
默茨推动与美国加强合作的努力，在其执政首年的三个经济政策领域中最为显著。第一，他主张与特朗普尽早达成关税协议。尽管德国出口部门为此承担了巨大代价，但与因冲突升级而可能面临的更高税率相比，15%的关税上限被视为更优的选择。第二，德国已承诺在2030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德国未来数年将采购33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产品，旨在维系双边安全合作。第三，德国政府正与欧盟委员会及各成员国更紧密地合作，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尽管计划中的德国经济安全战略尚未出台，决策者已更倾向于接受提高关税作为对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涌入的防范措施，并支持采取其他反制措施，以应对北京日益频繁地运用经济胁迫手段，包括对关键资源的出口管制。
然而，特朗普公开批评默茨并威胁迅速削减驻德美军，存在破坏默茨于欧洲范围内推动重新校准的、以利益为导向但仍寻求合作的对美政策路线的风险。
AGI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克劳斯-迪特尔·弗兰肯贝格尔（Klaus-Dieter Frankenberger）点评：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时，时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宣告德国与欧洲迎来“时代转折”（Zeitenwende）。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严峻的现实。当特朗普于2025年1月开启第二任期，其颠覆性势头开始展露之际，这一隐喻再度变得贴切：现在出现了“时代转折”2.0版——大西洋版本。
作为联合政府的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被根本性重塑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风格与言辞均深刻地展现出新意。深知德国对美国之依赖的默茨，竭尽所能维系这一伙伴关系。但特朗普对欧洲及北约的攻击、对乌克兰的威胁、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示好，以及对关税的执念，使这一努力愈发艰难。默茨视美国为已变得不确定且不可预测的伙伴。这种对美国的批评性看法在中右翼内部的渗透，已超过此前任何一次跨大西洋分歧时期。
特朗普试图占领格陵兰岛之举，使欧洲对其安全保障者的信任进一步削弱，决策者与公众对来自华盛顿的种种言行均深感震惊。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更加剧了德国的疑虑与不满。默茨曾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战争中缺乏令人信服的战略，并表示华盛顿正受到德黑兰娴熟谈判技巧与策略的羞辱。此类直率言论实属罕见。德国政府“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一立场清楚表明了双方在此议题上的疏离。公认的跨大西洋主义者默茨去年曾表示，这虽“令他心痛”，但“我们必须在欧洲实现更大程度的独立——独立于俄罗斯、独立于中国，同样也独立于美国”。尽管特朗普在德国极不受欢迎，但这一转变实为默茨亲身体验到的特朗普之不可靠与不可信赖所致。默茨政府自然既不愿、也无力放弃与美国的关系。其当务之急在于将欧洲塑造成一个强大的、具备全球政治行动能力的主体。这便是“时代转折”2.0版的战略后果——欧洲优先。
AGI高级研究员，社会、文化与政治项目主任埃里克·朗根巴赫（Eric Langenbacher）点评：
默茨领导的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所获评价颇为黯淡。两党的民调支持率均出现下滑趋势，对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几近创下历史新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并有望在今年秋季东部两州的选举中位居首位（甚至可能赢得多数席位）。经济停滞持续存在——诚然，这也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以及因其对伊朗发动战争所导致的能源价格通胀飙升的负面影响。
三个变化最为明显的政策领域为国防开支、基础设施与移民事务。国防开支的增长得益于2025年3月一次史无前例的放宽债务刹车机制的操作。移民方面，2025年首次申请庇护的人数较此前数年减少了一半。然而，尽管新增了债务，开支的大幅增加仍造成了预算压力。为节省160亿欧元，最近出台的预算要求对医疗体系作出调整，包括提高自付比例、拒绝为未缴费配偶提供保障、对薪酬实施上限规定，并对含糖饮料征收新税。2025年12月，养老金水平得到保障（直至2031年维持平均工资48%的下限），并实施了新的“积极养老金”制度，允许退休人员每月最多可免税赚取2000欧元而不影响其养老金权益。然而，外界普遍认为这一举措不够充分，后续将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更深层次的改革。长期失业救济金（近期被称为“公民救济金”，Bürgergeld）将被更名为“基本保障金”（Grundsicherung），并引入各类制裁措施以激励受助者重返劳动力市场。政府还放宽了多项气候措施，例如朔尔茨政府所引入的可再生能源家庭供暖强制规定。这些政策变化中的许多都不受公众欢迎，从而引发了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助长了德国选择党的崛起。
AGI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普里维特拉（Alexander Privitera）点评：
那些期望默茨政府能够迅速扭转德国经济颓势的人有诸多理由感到失望。迄今为止，2025年债务刹车机制改革所释放的公共资金注入，并未能使经济在2026年回归增长轨道。而对伊朗的战争几乎彻底打消了经济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复苏的希望。消费者依然不愿支出，制造业难以重获动能，唯一的亮点表现在国防开支方面。默茨政府的一个深层问题在于，迄今为止联合政府伙伴未能就如何使德国重启增长达成共识。毫不意外，当前关于福利支出改革及小幅减税的讨论仍深陷争议。但最大的挑战在于，即便上述改革得以实施，也无法彻底改造一个已基本走到尽头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正是将其与二十多年前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总理所推行的改革相比较具有误导性的原因。当时，政府成功地解放了一个根本上健全、却受制于僵化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引擎。而这一次，政策制定者需要寻找方法，推动整个经济模式的彻底改革。
AGI副主席、地缘经济项目主任彼得·拉希什（Peter Rashish）点评：
默茨总理是唯一曾担任过欧洲议会议员的德国领导人。在2025年5月6日就任政府首脑后仅一日，他的首批出访目的地便是法国与波兰，这两国对德国的欧洲使命而言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同日，他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联名为《费加罗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承诺“全面发挥法德的默契与协调机制，以建设一个更具主权的欧洲，重点关注安全、竞争力与趋同问题”。然而，回顾默茨执政一年的情况，政府似乎已重新框定了其欧洲愿景。德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这主要源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以及对伊朗战争所推高的高能源价格。因此，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之间的联合政府目前将欧盟去监管化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置于优先地位，而非通过储蓄与投资联盟、能源联盟或国防联盟来深化欧盟单一市场。从长远来看，两者对德国的繁荣与安全均不可或缺。
AGI主席杰夫·拉特克（Jeff Rathke）点评：
默茨总理终结了德国在国防政策上数十年来的犹豫不决。其政府已使国家踏上兑现历届领导人所作承诺的轨道——重建联邦国防军并履行德国对欧洲安全的责任，而此前的承诺从未获得相应的长期资源支撑。在这一点上，默茨在一年内的成就已超过了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所有前任的成就总和。
德国政府已将其安全资源与关注焦点集中于北约及与美国的关系。鉴于北约在德国战略思维中的核心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推举卡斯滕·布罗伊尔（Carsten Breuer）将军出任下一届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便是一例。然而，美国对伊战争所引发的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凸显了这种以北约为中心的方针中存在的潜在缺陷：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尤其是在危机和战争压力之下。北约结构系围绕美国的领导地位而设计，尚未经受美国对欧洲安全威胁政治立场上模棱两可的考验。德国及其欧洲盟友亟需深化整治协作，以确保欧洲在危机时期的凝聚力与果断回应。总理、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已着手在欧洲范围内构建灵活的对话机制：与英国、法国一道组成E3，与波兰、法国一道组成魏玛三角，再纳入意大利组成E5，同时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进行对话。本届政府任期内剩余时间所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是将德国丰沛的国防资源与欧洲的政治抱负相结合，从而为关键国家之间形成有效且及时的决策机制创造条件，以应对可预见的安全挑战。
多伦多大学专家、《冲破屋顶：美国与德国的住房、资本主义与国家》著者亚历山大·赖森比希勒（Alexander Reisenbichler）点评：
德国选民日益关注生活成本的上涨，尤其是住房问题。默茨总理在2025年5月发表的首份施政声明（Regierungserklärung）中将住房负担不起的问题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然而将近一年过去，现实情况却令人警醒。租金与房价持续上涨，2025年与2026年的住房竣工量预计将低于朔尔茨总理任内2024年已然惨淡的252000套水平。
默茨的住房议程显得出奇地缺乏雄心。在社民党的力推之下，联合政府将《租金刹车法》（Mietpreisbremse）延长至2029年，并就一项理性的改革达成一致，旨在收紧关于短期租赁、带家具公寓及指数化租金的相关规则，尽管该法案仍待联邦议院审议通过。《建设加速法》（Bau-Turbo）允许各市镇在2030年之前加快审批，但市镇并无义务这样做。联合政府还增加了用于社会保障性住房的联邦资金，从2025年的35亿欧元提升至2026年的40亿欧元，但与重建仅剩约一百万套的社会住房存量这一目标相比，仍远远不够。
联合政府还计划撤回朔尔茨政府饱受争议的《供暖法》（Heizungsgesetz）的核心条款，该法要求新装供暖系统至少使用65%的可再生能源。一旦撤回，房东将再次被允许安装新的燃油及燃气供暖设备。这无疑将减缓去碳化进程，使经济持续依赖化石燃料，并使租户面临化石燃料成本上涨的风险，即使这些成本将由房东与租户共同承担。
简而言之，这种政策拼凑无法有效解决核心问题，即可负担住房的供应不足。德国所需的是大规模重建社会住房。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论述的，大规模建设可负担住房不仅有助于缓解社会紧张关系，亦可为德国经济提供亟需的增长动力。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AGI非常驻研究员安德烈娅·罗特（Andrea Rotter）点评：
当默茨领导的政府于2025年5月就任时，所负期望甚高，挑战也十分艰巨。与国内事务方面进展较为缓慢相比，联合政府最初在国防政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早期的债务刹车机制改革使国防开支得以大幅增加——2026年增至超过1080亿欧元（约合1270亿美元），到2029年增至1530亿欧元（约合1890亿美元）。这为默茨总理“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德国国防能力的承诺奠定了财政基础，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军事行动以及日益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这一承诺源于一种日益增长的信念，即德国必须在更具自主性的欧洲安全架构中担当核心角色。这一抱负体现在德国首份军事战略之中，该战略设想到2039年使联邦国防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陆军。政府还试图通过将总理府与联邦外交部由同一政党掌控，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加强整个政府层面的统筹协调，从而解决德国外交与国防政策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弱点。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成效仍有待观察。
然而，尽管存在切实的紧迫感及现实的威胁评估，即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侵略的时间窗口，德国在加强国防战备方面的进展仍未达到所需程度。仅凭2026年的《采购加速法》恐怕很难克服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亦难以为德国国防部门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创造条件。同样，新的征兵模式作为联合政府伙伴之间的一项妥协方案，迄今仅依赖于自愿原则，难以补足联邦国防军兵员缺口，无法满足德国对北约作出的兵力承诺。如何在和平时期的体制中推动改革并转变相应的思维方式，仍是核心挑战之一。
一项显著的成就是，德国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欧盟与北约内部一个可靠的行动者，愿意承担更大责任，亦不回避关于领导力议题的探讨。柏林依然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防御，可以说在2026年已成为基辅最重要的双边伙伴。与此同时，德国的国防努力已变得更加以德国自身及欧洲为导向，而其与美国的关系则定位为一种务实的平衡——既意识到欧洲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持续依赖，又在必要时更敢于维护欧洲利益。
（编译自美国德国研究所网站5月6日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