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澎湃新闻
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继续兑现其竞选中的承诺，签署了“为阻止外国恐怖主义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政令，也即俗称的特朗普“穆斯林禁令”，从而试图建立其上任以来的“第二道墙”。这一举措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尤其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弹乃至挞伐。
人们对美国国内反对“禁令”的原因提出了诸多解释，却鲜有人提及美国一直存在的“内”“外”有别这一定居主义政治传统根源。
国定居主义政治传统
美国新生代学者、康奈尔大学的阿齐兹•拉那（Aziz Rana）在《美国自由的两面性》（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一书中论及这种定居主义政治传统——对“内部的包容性”和对“外部的排他性”——时指出，就大部分美国经历而言，美国边界本质上是欧洲移民进入的港口，因而他们经常很快地融入到这一政治共同体之中。一方面，通过扩大谁可算作是美国人的种族和宗教类别，领土对移民的需求阻止了19世纪进程中移民社会内部最排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也使社会内部人与从属外部人（social insiders and subordinated outsiders，从属外部人意指不被视为“我们”的外部人；在美国社会中，历史上指那些处于从属地位、被区别对待、乃至被奴役的群体）之间的分别变得牢不可破。因此，虽然许多新欧洲移民可能已经即刻享有自由民和平等政治参与必要的条件，但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黑人或墨西哥人，却被拒绝享有这些权利。
这一政治传统绵延于美国历史之中：从美国建国之前将定居者与原住民区隔开来——即相对于原住民的“野蛮人”地位，定居者乃是享有英国臣民同等权利和地位的英王子民，到将黑人排除在宪法中《权利法案》保护之外的异类；从以财产拥有程度来区隔享有相关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定居者“先来者”（如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定居者“后来者”（如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人），到1882年5月6日第47届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等等，俱是例证。
穆斯林禁令”的传统土壤和面临的挑战
由此观之，特朗普“穆斯林禁令”似乎只是美国定居主义政治传统延续的又一个新案例。既然如此，那么这一禁令就必然有适合其生存的现实土壤。具体而言，适合“穆斯林禁令”的生存包括以下三个条件。
其一，种族（宗教）平等虽然在美国社会中已获得了法律上的保证，但是实质上的平等却还远未实现。白人至上/优越论在相当的美国白人——尤其是南方和乡村地带的美国白人——心中依旧根深蒂固。
其二，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在全世界引发了激烈争论，但却对整整一代美国人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在过去20年间，虽然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对外政治战略的现实考虑，美国政府、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在台面上大都对此论持负面立场，但现实国际政治的发展却似乎在不断“印证”亨廷顿的观点。
其三，美国社会对何为“美国性”内涵的担忧。自建国以来，维系美国民族属性的乃是政治自由主义。只不过，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多元主义浪潮的，是同时期非欧洲移民成为进入美国移民的主流。长此以往，这些从属外部人大有凌驾于社会内部人之上的危险——至少在人数上发生“凌驾”现象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如果循着这一历史脉络去观察特朗普的两个“筑墙”行为——美墨边境的有形之墙和“穆斯林禁令”的无形之墙——其实不难理解。
但另一方面，时代毕竟在前行，尽管磕磕碰碰。如果说二、三百年前北美/美国定居者可以几无代价地区隔从属外部人与社会内部人，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因特朗普“穆斯林禁令”而筑起的无形之墙，无异于在撼动美国的立国之本。换言之，特朗普“穆斯林禁令”的筑墙行为面临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开放社会发展，美国社会对社会内部人与从属外部人进行区隔的生存土壤已然变得越来越逼窄，因此这种区隔在当代美国社会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而非法律和现实层面。从这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的筑墙行为与时代潮流相悖。
其二，美国融入世界程度之深，使得美国其实难以承受“筑墙”之重。这一点在以下事例中得到充分反映：从华盛顿州联邦巡回法院冻结执行“穆斯林禁令”的判决，到硅谷高管们怒怼“穆斯林禁令”；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反对激进右翼分子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到该校发表演说，到三百多名美国知名学者联名反对此“筑墙”行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进而言之，今天美国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还是美国中西部农场主每年对数百万廉价拉美裔季节性佣工的需求，筑墙行为都是与美国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
其三，“穆斯林禁令”筑墙行为，只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在非白人人口有望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超过白人人口的美国社会，无论是美墨边境的有形筑墙行为还是“穆斯林禁令”的无形筑墙行为，长期而言，定然有悖于美国社会的融合，因而有悖于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进而言之，特朗普筑墙行为不可能改变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至多只能起到迟滞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筑墙行为好似螳臂当车。
以上种种表明：一方面，美国正面临和/或需要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谓抓错了药方、十分危险。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