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右翼政党在多个欧洲国家在选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德国为例，2016年德国右翼政党中最大的另类选择党在10个州的州议会中占据了多于11%的席位），其崛起已经成为当今西方世界政治生态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过去一两年来大量难民的涌入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却远不是其根本原因，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福利政策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助推了这一过程；而在德国，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结构与制度安排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以德国最大的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 Deutschland）为例，尽管其政治主张中包含对伊斯兰教的敌视及德国政府难民政策的反对，以及对欧洲一体化及欧元的怀疑，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它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并标榜自己为民众的代表，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且谋求权益。右翼政党之所以能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不仅是由于人们对难民不断涌入的状况的担心，更是因为传统的主流政党未能很好地呼应这部分民众的利益及价值诉求，而这与这些民众的生存境况与生活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右翼政党获得支持的原因
从数个德国研究机构对2016年州议会选举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多数人属于中等偏下或低收入阶层。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4年德国的相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4%；在所有的劳动者中，全德国领取“哈茨四”失业保险金的人数比例为7.7%，在部分联邦州这一比例达到9%，柏林及不莱梅等地的失业金领取人数则超过15%，相比而言，南部的巴符州及巴伐利亚州的失业金领取者所占比例则较少。
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很多过去曾是主流的社会民主党（SPD）的选民，然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他们对德国现实逐渐感到不满，并对政党状况感到沮丧和失望，并认为，政治精英阶层垄断了权力，而民众的权利则被剥夺，主流政党无法理解和倾听他们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众逐渐转而支持公开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右翼政党。
这背后的关键问题在于，为何这些民众对现实感到不满，对政治越来越失望？
从绝对的物质水平看，这部分人的实际生活质量并不太差。不仅上述支持者中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即使是收入较低的人群也在德国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救助产业的帮助下得以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准，他们在住房、食物、衣服乃至钱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短缺，物质上的贫困距离他们的生活还比较遥远。
显然，经济上的匮乏不是这部分右翼政党支持者对现实不满并支持右翼政党的主要原因，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文化及社会层面，具体来说，这种状况是德国社会阶层分隔的维持乃至扩大的趋势所造成的。德国社会阶层结构清晰且固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较低，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民众难以改变其社会阶层。在形成这种社会阶层分隔的多个因素中，教育系统的结构安排至关重要。
教育系统的结构安排带来的社会分隔
德国教育体系的分流较早，学生在5-6年级即开始分流，初中阶段分为了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法中学等类型，而学校类型的不同则意味着毕业后教育路径的不同：大部分进入文法中学的学生将继续高中阶段的文法中学的学习，继而进入大学学习；实科中学的学生多数进入双元制或全日制的职业教育（双元制是指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形式）；主体学校的学生则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很多人没能参加职业教育，不得不进入过渡系统，它主要针对学习能力相对较弱、未能进入双元制及学校职业教育的学生，这部分学生所面临的生涯前景要明显差于前面两种学生。
不同的教育路径则意味着不同的职业生涯前景，通过文法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双元制培训及职业学校的学生中，因专业及地区差异，部分拥有较好的生涯机会，部分则生涯机会一般；而许多初中阶段进入主体中学、后来不得不进入过渡系统的学生则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较为严峻的局势。
德国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结构的分隔相对应，在其内部，无需专业技能、人人皆可进入的非专业的劳动力市场与只有具备特定领域的职业能力的人才能进入的职业专业劳动力市场之间分隔清晰，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不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则其将注定被限制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较低层级，缺乏上升的空间与可能。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信息，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子女中有超过三分之一进入主体中学，进入文法中学的则不到15%；而来自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中，则仅有约5%进入主体中学，超过60%进入文法中学。此外，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上幼儿园的比例也要低于社会中上阶层，这对于他们的教育机会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教育水平与工作水平及职业发展机会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因阶层差异所导致的教育机会及水平的显著差异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再生产的作用，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
社会分隔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上述教育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及隔离状况带来了文化及社会层面的社会分隔，其造成的结果，借用德国记者伍伦韦伯的话说，下层的民众越来越难以认同“荣誉感、勤奋、成功和效率”这些被社会主流认可的价值，且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在“生活状态、审美倾向、媒体娱乐、价值观和崇拜对象”等方面的明显区别，这几乎造成了存在于德国国内的一个“平行社会”乃至“另一个国家”（引自《反社会的人》）。
右翼政党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恰恰属于教育体系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找到长期稳定的工作，无论从客观的职业状况看，还是以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等主观感受为标准，他们与中产阶层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分隔。这些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的群体感到传统的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因此在包括经济社会政策、欧洲一体化以及移民事宜在内的诸多议题上更加接受右翼政党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政策取向，正是在这些右翼政党的话语和论述中，他们得到了没能从传统主流政党得到的倾听、认同和呼应。以另类选择党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从而有了一定的民众基础。
德国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均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其理念及实践均有许多值得他人学习之处，然而德国教育也并非完美，其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再生产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且这种作用与其它文化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部分的导致了其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德国教育系统未能向不同社会阶层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通过对社会阶层差异及分隔的强化，教育系统的困境间接的助推了其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随着右翼政党在多个欧洲国家在选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德国为例，2016年德国右翼政党中最大的另类选择党在10个州的州议会中占据了多于11%的席位），其崛起已经成为当今西方世界政治生态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过去一两年来大量难民的涌入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却远不是其根本原因，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福利政策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助推了这一过程；而在德国，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结构与制度安排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以德国最大的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 Deutschland）为例，尽管其政治主张中包含对伊斯兰教的敌视及德国政府难民政策的反对，以及对欧洲一体化及欧元的怀疑，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它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并标榜自己为民众的代表，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且谋求权益。右翼政党之所以能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不仅是由于人们对难民不断涌入的状况的担心，更是因为传统的主流政党未能很好地呼应这部分民众的利益及价值诉求，而这与这些民众的生存境况与生活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右翼政党获得支持的原因
从数个德国研究机构对2016年州议会选举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多数人属于中等偏下或低收入阶层。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4年德国的相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4%；在所有的劳动者中，全德国领取“哈茨四”失业保险金的人数比例为7.7%，在部分联邦州这一比例达到9%，柏林及不莱梅等地的失业金领取人数则超过15%，相比而言，南部的巴符州及巴伐利亚州的失业金领取者所占比例则较少。
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很多过去曾是主流的社会民主党（SPD）的选民，然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他们对德国现实逐渐感到不满，并对政党状况感到沮丧和失望，并认为，政治精英阶层垄断了权力，而民众的权利则被剥夺，主流政党无法理解和倾听他们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众逐渐转而支持公开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右翼政党。
这背后的关键问题在于，为何这些民众对现实感到不满，对政治越来越失望？
从绝对的物质水平看，这部分人的实际生活质量并不太差。不仅上述支持者中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即使是收入较低的人群也在德国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救助产业的帮助下得以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准，他们在住房、食物、衣服乃至钱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短缺，物质上的贫困距离他们的生活还比较遥远。
显然，经济上的匮乏不是这部分右翼政党支持者对现实不满并支持右翼政党的主要原因，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文化及社会层面，具体来说，这种状况是德国社会阶层分隔的维持乃至扩大的趋势所造成的。德国社会阶层结构清晰且固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较低，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民众难以改变其社会阶层。在形成这种社会阶层分隔的多个因素中，教育系统的结构安排至关重要。
教育系统的结构安排带来的社会分隔
德国教育体系的分流较早，学生在5-6年级即开始分流，初中阶段分为了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法中学等类型，而学校类型的不同则意味着毕业后教育路径的不同：大部分进入文法中学的学生将继续高中阶段的文法中学的学习，继而进入大学学习；实科中学的学生多数进入双元制或全日制的职业教育（双元制是指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形式）；主体学校的学生则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很多人没能参加职业教育，不得不进入过渡系统，它主要针对学习能力相对较弱、未能进入双元制及学校职业教育的学生，这部分学生所面临的生涯前景要明显差于前面两种学生。
不同的教育路径则意味着不同的职业生涯前景，通过文法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双元制培训及职业学校的学生中，因专业及地区差异，部分拥有较好的生涯机会，部分则生涯机会一般；而许多初中阶段进入主体中学、后来不得不进入过渡系统的学生则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较为严峻的局势。
德国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结构的分隔相对应，在其内部，无需专业技能、人人皆可进入的非专业的劳动力市场与只有具备特定领域的职业能力的人才能进入的职业专业劳动力市场之间分隔清晰，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不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则其将注定被限制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较低层级，缺乏上升的空间与可能。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信息，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子女中有超过三分之一进入主体中学，进入文法中学的则不到15%；而来自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中，则仅有约5%进入主体中学，超过60%进入文法中学。此外，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上幼儿园的比例也要低于社会中上阶层，这对于他们的教育机会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教育水平与工作水平及职业发展机会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因阶层差异所导致的教育机会及水平的显著差异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再生产的作用，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
社会分隔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上述教育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及隔离状况带来了文化及社会层面的社会分隔，其造成的结果，借用德国记者伍伦韦伯的话说，下层的民众越来越难以认同“荣誉感、勤奋、成功和效率”这些被社会主流认可的价值，且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在“生活状态、审美倾向、媒体娱乐、价值观和崇拜对象”等方面的明显区别，这几乎造成了存在于德国国内的一个“平行社会”乃至“另一个国家”（引自《反社会的人》）。
右翼政党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恰恰属于教育体系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找到长期稳定的工作，无论从客观的职业状况看，还是以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等主观感受为标准，他们与中产阶层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分隔。这些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的群体感到传统的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因此在包括经济社会政策、欧洲一体化以及移民事宜在内的诸多议题上更加接受右翼政党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政策取向，正是在这些右翼政党的话语和论述中，他们得到了没能从传统主流政党得到的倾听、认同和呼应。以另类选择党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从而有了一定的民众基础。
德国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均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其理念及实践均有许多值得他人学习之处，然而德国教育也并非完美，其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再生产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且这种作用与其它文化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部分的导致了其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德国教育系统未能向不同社会阶层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通过对社会阶层差异及分隔的强化，教育系统的困境间接的助推了其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
全球视野下的审视
放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审视，尽管德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产业结构能够很好的适应全球商品市场的发展，而且受到良好教育与培训的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都能在大量制造业岗位转移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其工作职位及竞争优势，没有出现严重的工作岗位外流情况（尤其与美国相比情况要好得多）；然而，尽管经济上所受的冲击有限，由于较为明显的社会分隔的存在，即使有着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其部分中下层民众仍然感到生活前景的黯淡，乃至被主流社会所遗忘乃至抛弃；在外来移民不断涌入所造成的安全及文化冲击下，在欧洲政局右转的整体氛围下，其对主流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怀疑乃至敌意更加增长，从而推动了右翼政党地位的不断提高。
今年是德国大选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等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右翼政治势力的不断崛起给德国大选的前景增加了一份不确定性。然而，无论德国大选的结果如何，德国社会都需要面对不断显著的社会分隔所带来的诸多挑战，而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结构安排及制度设计，则会继续影响德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乃至政治生态。
球视野下的审视
放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审视，尽管德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产业结构能够很好的适应全球商品市场的发展，而且受到良好教育与培训的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都能在大量制造业岗位转移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其工作职位及竞争优势，没有出现严重的工作岗位外流情况（尤其与美国相比情况要好得多）；然而，尽管经济上所受的冲击有限，由于较为明显的社会分隔的存在，即使有着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其部分中下层民众仍然感到生活前景的黯淡，乃至被主流社会所遗忘乃至抛弃；在外来移民不断涌入所造成的安全及文化冲击下，在欧洲政局右转的整体氛围下，其对主流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怀疑乃至敌意更加增长，从而推动了右翼政党地位的不断提高。
今年是德国大选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等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右翼政治势力的不断崛起给德国大选的前景增加了一份不确定性。然而，无论德国大选的结果如何，德国社会都需要面对不断显著的社会分隔所带来的诸多挑战，而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结构安排及制度设计，则会继续影响德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乃至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