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明镜在线、德国之声报道 在柏林圣诞市场恐怖袭击的阴影下，各党派领导人纷纷要求改革德国目前的国家安全架构。随着秋季大选的临近，安全问题将成为大选的核心话题，如何平衡安全和自由？德国可能在过分强调安全的路上越走越远。
企图挑战联邦体制
过去一年间，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遣返避难申请被拒难民的权力，是否应该从各个地方州手中收归联邦政府？是否应该赋予联邦刑事警察局（BKA）更大的权力？德国国内情报部门的权力架构还能否跟上时代的发展？2016年12月底，德迈齐埃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署名社论，全盘托出他的“强大国家”概念，震惊基民盟党内乃至整个德国。
与此同时，社民党主席、德国副总理西格玛·加布里尔提交了一份文件，提出重塑德国的安全政策，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对具有潜在暴力威胁的萨拉菲运动派“零容忍”。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HorstSeehofer）也重申，对于日益增长的恐怖暴力活动予以严厉打击。
大选之年，几乎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和潜在的候选人竞争者纷纷在安全问题上表态，他们的态度几乎一致地偏向强硬路线。
德迈齐埃在社论中写道，德国目前的反恐能力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恐怖主义危机和灾难性事件。德国国内的安全力量主要包括内政部下属的联邦刑事警察局（BKA）、联邦警察、国内情报机构BfV，以及其他一些部门，人员约6万人。德迈齐埃认为，必须对这些安全机构进行改革，赋予联邦政府在控制政府各个安全机构方面更大的权力，必须大幅度增加视频监控系统的数量，扩大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增加安全人员配备。总之，国家必须更加强势。
自2001年之后，在安全问题上，德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类似德迈齐埃这样强硬的政治主张。2001年，面对美国9·11恐怖袭击后的安全形势，时任内政部长奥托·席利（Otto Schily）提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安全措施改革方案。但德迈齐埃走得更远，他呼吁重新思考德国的联邦体制。按照目前的权力架构，德国各联邦州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德迈齐埃的这一“集权”主张当然遭到各州反对。萨安州州长哈塞尔勒夫（Reiner Haseloff）说：“历史证明德国的联邦制度是合理有效的。无论面对怎样的恐怖威胁，我们都要抵制任何挑战联邦体制的企图。”
德国之声评论说，德迈齐埃试图扩大联邦刑事警察局的司法权力，将联邦警察的触角伸到各个地方州，这些设想毫无现实可能性，原因很简单，不可能在议会获得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
只需要看看德国地图就会明白，仅靠集权化的警察部队根本无法保障全国范围内的安全，因为他们必须解决所有地区的具体问题，熟悉各地的社会环境。因此，德国之声认为，只需将BKA的职权范围明确界定为“全面领导和掌控反恐工作”即可，就像德国国内情报机构BfV，在右翼极端组织“地下国家社会党”出现之后，所有的线人情报都集中交给BfV处理一样。
“强势国家”的呼声高涨
在柏林恐袭案之后，德国人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反恐路线图，究竟是大刀阔斧地重塑安全力量，还是在众多领域小修小补？
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自由和安全之间的精准平衡从来都难以达到，但德国民众在他们的政治理念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尽管这几年，安全问题似乎占了上风，但自由的价值观仍时不时地在某些领域起到制衡的作用。这其中，德国宪法法院无疑作为修正器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德国能否捍卫自己的民主体制？这个问题从二战结束德国民主制度重建之后，就始终萦绕着。最早的争论出现在1967年，德国通过紧急法案，赋予联邦政府在面临自然灾害或内乱等情况下的特殊处置权力。上世纪70年代末，左翼极端组织“红军旅”在德国境内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强力部门不得不采取拖网式扩大调查手段，并提出采用全面的监控系统。
此后，德国经历了多年的宽松时期，盛行弱政府的思想，将国有机构私有化，对安全机构的权力扩张表示怀疑，支持普世主义和社会多元，主张对所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潮都持自由开放的态度，甚至是对极端主义思想也保持宽容。
长期以来，德国有两种类型的恐惧心理，一是怕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二是怕外部敌人和恐怖分子。如今，对外来恐怖主义威胁的恐惧显然占了上风，所有的舆论都集中在德国和民众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甚至连绿党都呼吁采取更严格的安全措施，扩大警察力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造成社会舆论转向的因素，除了恐怖袭击，还有德国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尽管德国经济依然表现强劲，失业率很低，犯罪率下降，但在田园牧歌般的社会表象下面，裂痕已经出现。欢迎难民的人和反伊斯兰运动Pegida支持者之间的价值鸿沟正在扩大，凝聚德国社会的力量正在弱化。更何况，德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稳定性也在下降，德国东面，威权主义盛行，德国西面，盟国脱欧倾向明显。欧盟的软弱也进一步催生了德国国内要求“强势国家”的呼声。
德国在加强其安全机构方面变得更加强硬，同时，其他一些因素也导致“强势国家”趋势的显现。德国历史上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地方诸侯的力量就非常强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德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往往就是中央政府企图攫取更大权力的时期。一战爆发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宣称拒绝承认任何政党，“今天，我们都是德国兄弟”。希特勒在发动二战之前也声称：“此时此刻，所有的德国民众都和我团结在一起。”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罗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二战流亡期间提出“军事民主”的观点，显示出他们对德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德国必须对这其中的危险性保持警惕，魏玛共和国的第一次民主试验就是被内部滋生的国家主义理念毁灭的。
三条道路的选择
实施更加严格的安全法案能否及时抓捕阿尼斯·阿姆里，阻止柏林恐袭案的发生？
德国联邦州的内政部长正在讨论降低遣返前拘禁的法律门槛。法律专家加泽阿斯（Gazeas）认为，绝对有必要改革目前法律，对于具有潜在威胁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评判标准。
同时，对于德国的安全体系进行一些微调，也有助于这一体制的稳定。
德国近来已经开始调整电子通讯监控措施。2016年11月初，各州检察官和联邦检察官共同协商后同意，允许调查人员监听加密的电子通讯，如电话或短信等。调查人员说，在所有被监听的电话或短信中，只有15%是从来没有加密过的，其余大部分都或多或少、不定期地使用过某种加密手段，如利用WhatsApp。调查人员只能通过植入特洛伊木马的手段破解这些加密手段，而这就需要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
关于如何调整德国的安全政策，目前摆在默克尔政府面前的有三种方案。
一是内政部长德迈齐埃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提出的观点，将安全机构的权力集权化，收归联邦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安全法案。
第二是社民党领导人加布里尔提交的文件，这份长达7页的报告一定程度上呼应德迈齐埃的观点，要求加强政府权力，实施严格的安全法案。同时，加布里尔认为，还应该采取更加广泛的预防措施，例如在难民收留中心建立青年社会保障和社工制度。他提出一个名为“自由欧洲网络”的设想，目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宣传，同伊斯兰极端分子争夺舆论阵地。“仅仅通过刑法无法彻底打败国内滋生渐长的恐怖主义，”加布里尔说，“我们在建立强势政府的同时，还必须利用软实力。”
第三种方案是基民盟的姊妹党基社盟提出的主张。如果按照德迈齐埃的设想，巴伐利亚州的情报机构将不复存在，这显然是基民盟难以接受的。基社盟领导人Seehofer希望今年9月大选之后，基社盟成员、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赫尔曼（Joachim Hermann）能够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从而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安全架构重塑大讨论中夺回部分话语权。
距离大选还有９个月，默克尔政府必须对未来的安全政策做出选择，没有一条道路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对于急于求成、希望立竿见影的人来说，德迈齐埃的主张显然最具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