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供应中断
2026年2月28日，伊朗在美国和以色列对其发动空袭后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终结了约占全球石油出口20%的水路运输。国际能源署（IEA）评估认为，这是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
海湾产油国通过紧急管道转移了部分石油，但全球原油供应仍在3月份下降了约10%。4月13日，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进一步削减了全球3%的供应。两者叠加，13%的供应缺口大幅超过了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约7%的中断。
到4月中旬，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30美元以上，较战前价格上涨94%。成品油价格的涨幅更为剧烈。这一涨幅之所以没有更高，部分得益于三个因素：国际能源署史无前例地释放了4亿桶紧急储备、美国暂停对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4月10日以来维持的脆弱停火。即便如此，供应缺口在短期内仍将持续——即便在持续和平的情况下，生产和交付的滞后性也将继续制约海湾地区的出口。截至本文撰写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为何这次危机不同于1973年和1979年
在以往的石油危机中，价格要么翻了两番（1973年），要么涨了一倍多（1979年），为产油国带来了巨额暴利，包括禁运解除后的大多数海湾国家。许多海湾国家将这些收入用于投资和发展——这种“石油美元回流”将相当比例的石油利润重新导向西方资本货物工业。德国收益尤其巨大：其在金属、机械、设备和车辆领域的专业化与海湾国家对资本的需求高度契合。1974年，西德在石油上花费了约85亿美元，但向产油国出口了价值36亿美元的货物。
2026年的危机通过三重物理冲击打破了这一模式
第一重冲击：出口严重受限。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的石油出口被大幅削减，伊朗的出口自4月13日起实际上已完全停止。
第二重冲击：储油设施接近或已达容量上限。这迫使产油国关停油井，而恢复生产则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
第三重冲击：基础设施损坏。这将在中长期内对整个地区构成制约，卡塔尔预计其天然气设施的修复需要数年。
这三重冲击的结果是导致海湾产油国无法通过高价格获利，因其无法交付足够的产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获得的任何利润都可能被用于基础设施修复。海外投资收缩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海湾国家已启动对海外投资和未来财务承诺的审查，据报道，阿联酋已寻求美国的财政援助。
对德国的双重冲击
因此，当前的能源危机可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德国。
第一个是直接渠道，更高的能源价格抬高了工业和家庭的成本。这是所有石油进口国共同面临的冲击。
第二个渠道却截然不同，且对德国尤为不利。与以往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可能不会增加德国的出口。德国的历史性贸易顺差部分依赖于石油价格和产油国自身的经济稳定。2024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资本货物的出口，德国对海湾国家的出口远超进口，实现了18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虽然对海湾国家的出口仅占德国总出口的1.5%，但对海湾国家的顺差却占德国2500亿美元总贸易顺差的7.3%。
海湾地区能源相关基础设施的修复成本预计高达580亿美元，这可能会促使海湾国家采购额外的外国设备，引入承包商和物流企业，德国有望从中受益。然而，海湾客户很可能会削减其他投资和开发项目。因此，石油美元回流渠道可能无法像1970年代那样吸收成本冲击，德国对海湾国家的顺差可能会缩小。
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场五年内的第二次能源危机，是否会改变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
一方面，化石燃料的固有风险使得加快能源转型在经济、韧性、国家安全和工业政策等多个领域都显得越来越理性。另一方面，2022—2023年能源危机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也可能选择进一步投资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安全。在这种危机时刻，对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的担忧可能暂时优先于气候中和与环境考量。
这些变化对德国工业和可再生能源资本货物出口带来的影响，仍有待未来数据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德国正面临一场全新的能源危机——它不会带来石油美元的馈赠，只会推高成本并倒逼能源转型。
（编译自德国经济研究所（IW）2026年第34期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