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低估的国家危机
德国经济正深陷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最久的危机之中。202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第二年下滑，经济产出仍停留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IW）估算，截至2024年，价格调整后的GDP累计损失高达7350亿欧元；理论上，当前的德国经济本应比实际高出8%。
进入2025年，情况并未好转。上半年数据显示，投资活动持续低迷，而2026年的增长预期已被下调至仅0.5%，其中约一半的增长甚至要归功于异常多的节假日落在周末这一纯粹的日历效应。德国经济研究所直言，这已不仅是周期性下行，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本土危机”。
制造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创最为严重。2024年，制造业实际总增加值较2019年下降3.8%，2023年疫情后的短暂复苏已完全消失。更严峻的是，制造业对总附加值的贡献降至19.4%——除2009年金融危机外，这是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私人设备投资在2025年底再次崩溃，而公共服务业首次以20.5%的“附加值贡献”超过了工业本身。这一此消彼长的趋势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当国家支出不断扩张时，私人投资却在萎缩；当官僚机构日益庞大时，企业活力、投资意愿和创新动力正在被扼杀。
金属与电气工业：德国商业模式的支柱正在动摇
金属与电气工业（M+E）是德国制造业中最大的分支，也是所谓“德国商业模式”的核心。近400万人在这个行业工作，创造了德国约14%的总增加值。其人均生产率（114,300欧元）和雇员收入（61,800欧元）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间投入约9200亿欧元，带动了上游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贡献了制造业81%的研发投入，占德国企业外部研发投入的75%。
然而，正是这个支柱行业，正在经历最剧烈的震荡。2018—2024年，金属与电气工业生产年均下降2.3%；从2023年第一季度到2024年第四季度，生产指数下滑了整整10个点。就业方面，该行业自2018年以来年均缩减0.3%，相较于2019年的峰值，到2024年已流失约13.4万个工作岗位。仅这些流失的岗位，就在2024年造成了约150亿欧元的GDP损失。而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裁员仍在继续。
双重夹击：成本陷阱与全球化退潮
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的困境源于两个相互交织的深层压力。
首先是本土竞争力的系统性溃败。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2025年的区位排名中，德国位列第19位。而在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区位指数中，德国在作为比较的45国的成本水平上排名第44位（倒数第二），成本动态排名第42位（倒数第四）——这意味着德国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成本劣势还在进一步加剧。
分项来看，德国的成本压力尤为严峻。劳动力成本每小时接近45国平均值的两倍。即便考虑到德国较高的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仍仅低于少数国家。无子女雇员的工资附加费率已达42.9%，且在持续上涨，若无改革将进一步攀升。企业所得税率约30%，在45国中排名第42位。自2020年以来，生产者价格上涨了33%，而美国上涨仅为25%，中国甚至下降了2%。电力成本在欧洲已属最高，天然气的价格设定功能和煤电碳成本推高了电价，2021—2022年的能源价格对欧洲的冲击远超世界其他地区，而对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依赖可能使这一劣势长期化。德国利率处于低位，融资环境看似有利，但企业普遍反映银行信贷日益收紧，《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和分类法等相关政策正在变成投资障碍。官僚成本虽难以在国际间精确量化，但已被企业视作日益严重的投资阻碍，与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相比显得尤为突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全球化动力的结构性减弱。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的出口比率高达64%（2023年），远高于中国（23%）和美国（29%），这意味着它对国际市场增长的依赖程度极高——尤其是欧洲市场，约五分之三的出口流向那里。然而，全球金属与电气工业贸易增长近年来明显放缓，2021—2024年的年均增长率（2.2%）不到2015—2021年（4.8%）的一半。德国在全球金属与电气出口中的份额从2015年的10.3%降至2024年的8.8%。对中国这一曾经的增长市场的出口明显疲软。
更具威胁性的是竞争格局的变化。关税和贸易壁垒冲击了德国出口商，而中国企业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保护了本土市场。在金属与电气工业的传统强项——中高科技产品，特别是汽车和机械制造领域——新的竞争对手正在崛起。2023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跃居全球第一，其研发投入规模（2021—2022年约1970亿美元）已是德国（590亿美元）的三倍多。
从领先者到追赶者：创新优势的侵蚀
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长期以来以研发密集、创新能力强和生产效率高著称。超过80%的制造业研发投入来自该行业，其雇佣的研发人员占全国总量的63%，27%的销售额来自新产品（行业平均水平仅为12%）。在国际比较中，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为11%，虽高于许多国家，但已落后于美国（19%）、日本（14%）和韩国（15%）。
然而，真正的挑战来自规模效应。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虽为9%，低于德国，但其巨大的经济体量意味着金属与电气行业研发投入总额达到约197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是德国的3.3倍。这种持续的创新投资使中国在许多技术密集型领域成为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
产品复杂度指标也发出了警示信号。2024年，德国经济复杂度指数排名全球第6，仍属领先，但在出口多样化指数中已跌至第11位，此前一直位居前十。在中高科技产品这一核心市场，德国未能跟上全球出口增长的步伐，市场份额下降约2个百分点，而中国同期增长了约5个百分点。
企业的呼声：减少官僚负担、降低成本、重获可规划性
面对危机，金属与电气企业对新联邦政府有着明确的优先诉求。一项调查显示，约55%的企业将“减少官僚负担”列为三大优先事项之首，约48%要求“放松管制”，约46%要求“降低工资附加成本”，约40%呼吁“企业税制改革”，约37%希望“降低能源成本”。相比之下，“促进投资活动”（18%）、“扩建数字基础设施”（15%）和“提高专业人才可得性”（13%）的优先级明显靠后。
企业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劳动力成本、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规划性、官僚负担和管制、能源成本、企业税负。这反映出企业的担忧不仅限于成本，更在于成本背后的制度环境——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难以规划的营商环境。
政策应对：已迈步，但远未够
新联邦政府的联盟协议和首批措施显示，政策制定者已认识到主要挑战。在能源领域，取消天然气储存附加费、永久降低工业电力税、联邦预算拨款65亿欧元承担部分附加费和电网费用，这些措施已开始缓解企业的能源成本压力。在企业税方面，议会通过了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法案，但降至10%的目标要到2032年才实现，完全取消团结附加税在本届立法期内已不可期，不过投资激励措施创造了额外减负。
然而，在最关键的劳动力成本领域，联盟协议缺乏应对社保费率（目前42.3%～42.9%）进一步上涨风险的充分方案。将电价降低5欧分/千瓦时的目标虽具雄心，但工业电价的具体设计仍待明确。而关于精简规划和审批程序、全面数字化行政流程等国家现代化的承诺能否兑现，其效果仍有待观察。
报告强调，这些措施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并加快落地。社会保障和工资附加成本方面的改革尤为不足。正如报告所言：“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政府必须重获企业信任，以实现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代际警示：繁荣的根基正在松动
这份报告的最终警示跳出了短期经济周期范畴。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只有通过更高的生产率来弥补，才能保障经济增长与繁荣。而创新工业正是应对脱碳、数字化等未来挑战的关键。德国依托知识密集型生产、复杂的工业生态系统、高质量的资本货物建立起来的早期优势不会长久不变，若不持续培育，这些优势将不可逆转地流失。
2025年的金属与电气结构报告描绘了一幅矛盾的图景：一方面，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仍拥有极高的生产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本土成本结构、官僚负担和政策不确定性正在系统性侵蚀这些优势。全球金属与电气市场仍在扩张，对高质量投资货物和解决方案的需求持续增长，但德国能否从中获益，关键在于创造一个让企业愿意投资、敢于创新、能够规划的制度环境。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提出缩小国家消费与私人投资的剪刀差，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但这需要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恢复本土竞争力，并在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中切实削减开支。报告的最终结论清晰而紧迫：除了增强本土竞争力（例如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恢复国防准备能力的措施，其他各项举措都必须重新评估。联邦政府现在必须全面转向供给侧政策，回归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否则，这场联邦德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危机，可能只是一个更长衰退期的开端。
（编译自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5月12日发布的第12期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结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