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恶化，默克尔政府不得不采取“硬性封城”措施，中小学再度停课。但在疫情危机下，德国学校的电子化教学短板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反而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缺乏终端设备，没有专业人员，技术基础设施不足。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感到手忙脚乱，部分以网络教学为主的学校，实际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有的学校能够坚持上网课，有的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布置一些家庭作业。
早在2016年，德国教育部就提出一项总额高达50亿欧元的《数字法案》，计划用5年的时间提高德国各州的数字化教育水平，改善中小学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提高宽带网速，扩大无线网络覆盖，提供智能黑板、个人电脑等等。
疫情暴发后，德国再度加码数字化教育。去年7月，各州及联邦政府为此拨款达70亿欧元。德国信息和电信工业集团Bitkom的专家尼娜·布兰登说，“这些财政援助真正落实到学校仍需时日”，整个流程涉及联邦、州及地方政府，非常复杂，“官僚主义严重”。
据经合组织（OECD）2018年的数据，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德国学校里，每10个学生只有6台电脑，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电脑普及率要比德国高很多，最高达到10个学生配9台电脑。
近来，德国许多学校开始大手笔购置电脑等硬件设施，莱法州一所中学的10年纪学生艾瑞克说，去年秋季，他们学校拿到了120台笔记本电脑，赠送给那些家里没有电脑的学生，“但问题是仅有电脑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化工具、能自己设计教学课件的老师。我们需要更多的培训。但这恰恰是最缺乏的，”艾瑞克说。
另一个问题是稳定、快速的互联网接入。布兰登说：“德国有些地区，如果你有4个孩子，想同时在家里上网课，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许多学校根本就没有高速稳定的互联网连接。”而在这方面，欧盟的丹麦和爱沙尼亚比德国先进许多，“他们很早就开始在教学中应用数字化媒体，所有的学校都有无线网络。老师和学校对数字化工具的掌握和应用都非常熟练，”布兰登说，此外，芬兰和荷兰也是数字化教育的典范。
但是，新冠疫情的持续扩散，还是让这些国家数字化教育的不足显现出来。丹麦Aarhus大学的传媒专家特克（Jesper Taekke）表示，疫情充分暴露出，丹麦的老师仍然缺乏数字化教学所需的IT技术。“他们在适应数字化媒体环境方面艰难转型，政府在硬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老师们有了数字黑板、网络、电脑，但实际上却很少有时间去备网课，更不用说为网络教学搞创意点子了。”特克说，根据她的调查，在丹麦，疫情期间，每10所小学里，就有8所小学没有开展真正的网络教学，而只是通过网络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自己在家里完成作业。
去年9月21日，默克尔总理与联邦各州的教育部长会面，举行了疫情期间的“学校峰会”，就数字化、财政支持以及为学生和老师提供更好的防护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作为数字学校协议的一部分，联邦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各州教育机构的数字化发展，先期预支5亿欧元为教师购置数字设备，并为学校数字化管理人员及其培训资助5亿欧元。此外，德国还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平台和数字能力中心。
通过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德国将采购100万台笔记本电脑，下一步还将为80万名教师配备数字设备，这些都是突破性的进展。但全国来看，德国仍然有很多学校和家庭没有为日常数字课程做好教学或技术方面的准备。原因之一是德国高速网络建设的严重滞后。德国政府计划为教室接入带宽小于30M的学校提供资助，以改善网络连接设施。截至2020年8月底，需要改扩建网络的学校仍有约9500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