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当前形势、未来发展及其影响”研讨会
会议纪要
2017年3月17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欧洲当前形势、未来发展及影响”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精彩发言和观点摘编如下：
一、荷法德大选及其分析
（一）会议在第一板块对荷法德大选进行了研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就荷兰大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龙静认为，刚刚结束的荷兰大选由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赢得大选，这一结果不仅让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有了信心，也对欧洲、欧元市场有刺激作用。当然现任首相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略带有民粹主义的言论，例如对土耳其的强硬立场，这也是他赢得大选的原因之一。龙静认为，荷兰大选之所以受关注，不仅是因为被视为测试欧盟前途命运的风向标，也与荷兰民粹主义的历史息息相关。2005年法国和荷兰率先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导致欧盟的宪政危机。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如果在荷兰大选中维尔德斯获得胜利，就开创了极右翼政党掌权的历史先河，意味着对欧洲一体化的巨大伤害。龙静指出，荷兰大选结果成功遏制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势头，也表明欧洲民意方向的主流仍然是支持一体化的。在极右翼和反一体化的强大声势夹击下，主流的支持一体化的群体开始觉醒、并有所行动。未来这两种思潮碰撞和较量将会决定欧盟的发展方向。
（二）对于法国大选，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认为，这是法国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一次大选，尽管当前民调有各类排名，但千人次调查样本很难反映出民意的微妙变化。需要回到法国社会的现状来解读法国大选。宋黎磊从对法国社会三个重大问题的看法分析大选。一是法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困境。“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老龄化、经济发展（2014年法国在世界经济排名榜上跌出前五名）等挑战令法国社会发展模式面临重大困境。二是社会结构的中间化和多元化。民众同时认同左翼的社会观念和右翼的经济观念。出现了法国产业工人阶层大幅萎缩，出现了左翼社会党中立化等现象。三是法国社会整体排外情绪的高涨。尤其是2015年查理周刊事件后，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得到更多支持，法国社会生态危机加重。宋黎磊研判：独立候选人马克龙当选的可能性较大。根据之前法国几次总统大选的经验，极右派当选可能性低。如果马克龙当选，其所宣称“第三条道路”必须在议会中与多数派结合，形成中间偏右议会格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宋卿用“乱、反复、过山车”形容法国大选。宋卿比较了三个候选人的优劣势：菲永的优势是其政纲对症下药，实用性较强，从政经验较强。菲永的劣势则是信用赤字，“空饷门”丑闻几乎葬送其竞选征程。此外，菲永的团队缺少凝聚力，坚定追随者的比例比较小，丑闻爆发后许多人离开了他的竞选团队，一百多位党员选择了退党。马克龙的优势在于他标榜“超越党派”，迎合了选民“求变”的想法和心理预期。此外，马克龙得到了媒体广泛支持。然而马克龙的劣势也很明显，目前的“前进联盟”不是实体政党，即使他当选，在议会选举中将会面临与其他党组合，势必有妥协，如此将导致其政纲实施效果有限。马克龙对华较为友好。勒庞的政纲围绕“法国优先”的目标，简单、粗暴、明了，煽动排外情绪。在选情胶着的情况下，未来有两点值得观察：一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二是法国国内是否会再次发生（因移民而起）的公共安全事件。
宋卿认为，法国选民投票的排序是先考虑党派、再考虑纲领、最后考虑个人，支持者尤其强调要捍卫本党的意识形态。总体来看，菲永的实力仍在，法国华人群体多数支持菲永。如果菲永进入不了第二轮投票，选民才会考虑勒庞或别的候选人。现在不能就断定菲永肯定无法当选，他仍然有机会。
（三）对于德国大选，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朱苗苗认为，现在预测德国大选结果为时尚早，但从此次德国大选受关注度来看，说明了欧洲确实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自从舒尔茨确定为总理候选人后，社民党新增党员一万多人，支持率上升，产生“舒尔茨效应”。但是，“舒尔茨效应”能维持多久还需要观察，舒尔茨的难民等政策与默克尔保持高度一致，后续并不利于其参选。从政党组阁来看，黑红联盟仍然是德国民众视为优先的组阁形式。左翼党在目前大环境下支持率下跌是必然趋势。绿党刚刚公布竞选草案，试图回归本党的价值观，着墨仍是环保等议题，但缺少对内安全政策的主张。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讲师朱宇方也认同上述观点，她认为德国大选只是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在德国民众关心的难民、恐怖分子、欧债危机、养老等议题上，默克尔和舒尔茨及其分别代表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并无太大政策分歧。从领导力、亲和力、能力、可信程度四个民调角度观察，默克尔的领导力和能力高出舒尔茨10个点，其他方面则与舒尔茨持平。默克尔优势在于其丰富的执政经验，她执政下的德国非常稳定，难民负担在德国承受范围内。默克尔的危机管理能力也会让选民觉得有安全感。默克尔连续执政超过10年，目前忙于政务，似乎还没有进入竞选状态。舒尔茨的优势在于没有政治负担，平民出身的他与选民关系较为融洽，党内支持度高。但是，“舒尔茨效应”要继续深入，需要填充内容，而不仅仅是一张新面孔那么简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最后指出，尽管荷兰大选结果对欧盟一体化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毋庸置疑民粹主义的冲击力是存在的，许多想要再度执政的欧洲政党都要受到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荷兰大选超过80%的投票率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两边（支持和反对一体化）的选民都被动员起来。叶江认为，欧盟具体政策的操作和决策势必会受到极右翼思潮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内，欧洲一体化能够保持目前水平、“不倒退”，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二、欧盟现状与前景
（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中心主任张迎红介绍了民粹主义的来源和概念。张迎红指出，民粹主义与极端政党对欧洲政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导致政局动荡不稳，极端政党分流了主流政党的选票；二是对欧洲主流的价值观形成挑战；三是倒逼了主流政党的政策趋向保守。张迎红认为欧洲极端政党分为三个派别：脱欧派（脱离欧盟和欧元），修正派（对移民政策不满），改革派（对布鲁塞尔官僚主义不满），绝大多数政党属于修正派和改革派，虽然对欧盟有不满情绪，但只是反对其中部分政策，不属于脱欧派。从这点来看，欧洲一体化还是可以保证向前推动的。
（二）谈到英国脱欧的影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海冰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怎么看英国脱欧带来的一系列的对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挑战。去年以来国际社会“黑天鹅”事件非常多，引起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广泛讨论。到底是全球化的问题导致了英国脱欧和欧洲的“右转”，还是别的原因？张海冰认为，发展治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不论是欧盟、还是英国脱欧的单个事件，都面临有效发展治理的困境，而有效的发展治理是影响全球化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二是如何看待欧盟前景？对欧盟的未来不能简单下结论。张海冰认为，荷兰大选是整个欧洲理性回归的一个风向标，对欧盟加强内部团结是有利的。
英国脱欧带给欧盟和欧洲人更多的反思，并且由此展开一系列改革，或许将成为欧盟推动政治联盟的起点。近期在土耳其修宪问题上，欧盟罕见地以“一个声音”说话、表达共同的立场；又如近期欧盟国家对北约的表态，表明欧盟国家愿意朝着更加紧密的联盟迈进。从欧盟的发展规律来看，经济一体化似乎已经没有再突破的空间，欧盟只有启动更紧密的政治联盟才能走下去。从这一点来讲，英国脱欧未尝不是一个促进欧盟一体化的契机。三是到底怎么看全球化？区域合作在多大程度上是适合的？怎么看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张海冰认为，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两股并行不悖的潮流，现在大家对全球化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尽管全球化受到各种政治上的阻碍，但技术和科技革命对全球化的推动是巨大的，全球化问题只是在英国脱欧中有所凸显，并没有上升到一个危机。
（三）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提出了对欧盟前景的分析。今年是欧洲的大选年，有鉴于此，欧盟提出对欧盟未来进行反思，这是在“用时间换空间”。当前欧盟内部面临各种分歧和挑战，包括南欧和北欧之间增长和紧缩的分歧、英国脱欧等各种挑战均迫使欧盟要反思。郑春荣认为，当前欧盟27国决心改革，但不可能对欧盟条约进行修改，而是要反思和继续讨论欧盟未来怎么走。安全问题、就业岗位、促进增长等都是欧盟推进改革的重要领域。
郑春荣指出，从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欧盟未来白皮书》所提出的2025年“欧盟27国”五条发展路径来看，一是小步的、渐进改革。继续对成员国实施修修补补的改革议程；默克尔最初支持这种“混日子”方式，但目前态度有所转变，转向支持“多速欧洲”；二是退回内部市场，成员国专注于深化单一市场，但这样许多需要共同行动的领域被排斥在外；三是“多速欧洲”，即有意愿的成员国在一些特定领域深化一体化；从这次表述看，这一设想从多速的领域到程度都可以是非常灵活的。四是有的领域退回去（去一体化），欧盟将只专注于一些特定政策领域的一体化，但问题是欧盟各国恐怕难以就哪些领域应该进一步一体化、哪些应去一体化，难以达成一致；五是推进所有领域一体化，现在看来这一条很难做到，需注意的是，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总体持这一立场。总体来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达的意向都似乎是支持更加现实的“多速欧洲”。现在许多欧盟成员国都愿意在共同安全与防务上更进一步一体化，德国也非常希望利用“多速欧洲”，推动安全与防务的一体化，这也是因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心转意表示支持北约并不信任。
（四）关于美欧关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认为，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特朗普当政后，美国政策达成共识更加困难，欧洲极右翼似乎与特朗普“意气相投”等等，都为美欧关系的未来投下阴影。美欧关系可能会从原先的“价值同盟”转变为“利益同盟”。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忻华副教授认为，美欧关系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相互指责和质疑增加。美国和欧洲智库对彼此评价的基调都是唱衰对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些学者指责欧盟被政客和野心家控制，而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则有言论指责美国退出全球化，提出欧盟应该借助中国推进全球化等。二是安全领域的矛盾。例如安全领域的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欧美俄三角关系互动，又如尽管特朗普对北约的看法有所修正，但在北约的角色和欧洲自身防务力量建设上等问题美欧也存在冲突。三是经济领域的矛盾。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特朗普政府似乎打算挑战、否认甚至抛弃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权威，而欧盟和欧洲国家主流观点是要尊重WTO规则；在地区之间关系上，曾被欧盟寄予厚望的TTIP进程前景黯淡，特朗普还不点名批评欧盟顽固坚持严格的标准，不愿与美国整合，损害美国利益等。在双边层面，美国倾向于绕开欧盟与成员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此外美欧关系还受到美欧民粹主义合流等负面因素的影响。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分析了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丁纯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总体发展向好，2016年底重新出现了增长。尽管欧洲认为双边投资发展不均衡，也存在担心中国企业获取技术等方面的担忧，但总体来看，欧盟有很强的动力与中国展开合作，促进欧盟一体化发展。欧盟内部的挑战很多，欧洲有声音希望中国成为全新的全球领导者，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和日内瓦的演讲，可谓切中了各个要害，赢得欧洲人的广泛赞许。中欧关系发展前景可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童立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