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3月8日 社民党主席舒尔茨（Olaf Scholz）和海尔（Hubertus Heil）希望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他们的计划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反对派和经济学家批评说，社民党两位部长胡贝图斯·海尔和奥拉夫·舒尔茨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2欧元的计划是竞选中的危险要求。他们说，这将引发“过度竞争”，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这种竞争尤其危险。
联盟党的伙伴基民盟也表现出恼怒：联盟党的劳动和社会事务工作组主席彼得·魏斯强调说：“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共同制定了建立独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委员会的法律”，最低工资将在那里设定。“如果一个政治家现在想破坏自己的游戏规则，那这种做法就不能加强对政治的信心。”
自民党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议会党团副主席迈克尔·陶伊尔（Michael Theurer）批评说，社民党的提案严重干扰了自主劳资协定的成功模式。“政治规定为选举活动中的任意性和民粹主义的过度竞争打开了大门。”在经济危机中，社民党的这一举措将危及低工资群体和低技能人群的生活和就业机会。
联邦劳工部长海尔和联邦财政部长舒尔茨在各部公布的一份要点文件中概述了他们重新设计最低工资的计划。这些都是周日得知的。根据该文件，最低工资委员会应该在充分保障职工最低生活水平“检验标准”的框架内，同时从考虑贫困风险角度考虑，“以进一步发展最低工资标准和强化集体谈判关系”。这包括他们不再希望将津贴和附加费计入最低工资。迄今为止，最低工资水平是由最低工资委员会根据集体谈判协议确定的。
“最低工资不是社会政策的工具”
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主席、截至2019年底前最低工资委员会科学委员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对社民党的举动提出了批评。富斯特告诉法兰克福汇报：“在竞选活动中就最低工资进行过度的竞价是很危险的。现在看来，在深陷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2欧元是可疑的。这将对餐饮和旅游企业造成最严重的打击，目前这些企业受危机影响最大。
来自弗莱堡的经济学家拉尔斯·费尔德（Lars Feld），也就是富斯特在最低工资委员会的继任者，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强调：“最低工资不是社会政策工具”。他说认为，必须通过税收转移制度与贫困作斗争，而最低工资则是为了“纠正公司作为劳动力需求者在各个区域内现有的市场力量”。
费尔德警告说，将标准快速提高到12欧元将危及就业，特别是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社民党这样做，不仅是在否定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共识，反而是在危害劳动力市场的稳健性和劳动力市场的上升性。”
“合理和可行”
对于来自杜伊斯堡的经济学家、除费尔德之外的第二位最低工资委员会科学委员克劳迪娅·温科普夫（Claudia Weinkopf）来说，社民党的提议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她告诉法兰克福汇报，她“坚决地”支持“进一步发展最低工资标准”和加强“集体工资协议”的基石。
“我认为，建议的规定中，津贴和附加费不应再计入最低工资，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温科普夫说，“这将使雇员更容易检验最低工资是否在实践中得到遵守”。
马格德堡的金融学家安德烈亚斯·克纳贝（Andreas Knabe）强调，“凡是最低工资标准导致工资大幅增长的地方，就业率都有所下降。不过不是指就业人数，更多的是指工作时间的减少。最低工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到达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与其不成比例地提高最低工资，她认为，社会政策应该侧重于提高有需要的人的收入而不减少其就业机会的措施。这将包括，例如，在最低收入保障中提供更慷慨的额外收入可能性，或减少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