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机构改革：德国情报部门太温和？局面即将改变
德国特工未来将获得更大的行动权限，可以直接主动打击敌人。这是联邦内阁周三通过的针对联邦情报局（BND）和联邦宪法保卫局（BfV）重大改革法案的核心内容。这部长达700页的法案赋予了情报机构一系列新权力，包括发起黑客攻击、应用人工智能、对互联网实施大规模监控，乃至进行舆论操纵和实地破坏。在紧急情况下，特工甚至获准瘫痪乃至直接炸毁外国的武器或设施——而在此之前，这些行为均被严格禁止。
尽管负责此事的几位部长——主管联邦情报局的新任总理府部长尼娜·瓦尔肯（Nina Warken，基民盟）与主管宪法保卫局的内政部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基社盟）——在发布会上刻意避而不谈，但俄罗斯显然是推动此次改革的核心因素。早在此前莱比锡机场因两架疑似无人机险些酿成惨剧之前，总理府内部就已经在探讨情报机构需要迎来一场“时代转折”。此外，联邦宪法法院此前也曾督促有关部门重新出台规范。
多年来，从安全部门官员口中常能听到类似的苦衷：德国的情报机构实在“太软弱了”。它们不仅远落后于美英两国，与许多欧洲邻国相比也相形见绌；甚至连某些记者能熟练运用的软件都无力使用，在防范恐怖袭击时只能被动依赖外国同行提供的线索。多布林特和瓦尔肯如今正是以此为由推出改革的：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追赶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具备战斗力的情报体制。
批评者担忧其演变为某种“秘密警察”
这项改革引发了极其严重的质疑：过往屡屡出现工作失误和情报误判的联邦情报局与宪法保卫局，能否妥善运用这些扩大的权力？谁又来对此实施有效监管？内政部部长多布林特针对宪法保卫局的规划，是否意味着警方与情报机构分离这一原则的瓦解？这是否会像左翼党批评的那样，将德国推向一个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向——建立“秘密警察”？
绿党议员康斯坦丁·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是联邦议院中最具资历的情报监督专家，目前担任议会监督委员会副主席。他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关于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多权限，我们持开放对话的态度。”但他强调，必须守住严格的宪法红线，特别是“针对宪法保卫局的拟议新规以及警情分离原则——这是我们从德国历史上汲取的直接教训。”
过去，如果有人把宪法保卫局称为“情报机构”，该局官员往往会强烈否认，强调自己仅负责“观察、搜集信息和作出评估”。然而如今，宪法保卫局自身的定位也将迎来剧烈转变——与联邦情报局在海外的特工行动相比，这种发生在本土的转变无疑更为敏感。
不止于监控，更要主动干预
法律草案不仅规划了一系列针对极端分子的监控手段（覆盖网络、电话乃至私人住宅），更进一步规定：“联邦宪保局在侦查过程中若认为有必要立即干预，可采取保护性措施。”换言之，宪法保卫人员将被允许像特工一样篡改或破坏计算机设备，甚至将真实的炸弹包裹替换为假模型。
联邦内政部部长多布林特在周三的发布会上语气轻松，仿佛完全不认为这些措施会招致合理质疑：“奉公守法的普通市民有什么好担心的？答案是：毫无可惧。”而对于有人惊讶于情报部门居然被赋予了修改数据的权力，他则轻描淡写地回应道：“这理所应当。”此外，宪法保卫局还承担着反间谍职责。例如在黑客攻入前预先伪造机密报告，从而按照多布林特的说法使窃取的数据“失去价值”，同时给敌方制造混乱。
能力与法律层面的双重隐患
这套全新的“工具箱”至少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实际操作层面：包括联邦情报局在内，这些新技能必须从头磨练，这需要专业人才、配套软件和技术积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尤为如此。况且，宪法保卫人员以往也并不擅长潜入他人住宅去毁坏电脑。
其次，也是后果可能更严重的一点：在法律层面，立法者在多个领域踏入了盲区。特工若在境外执行任务，本应受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约束；而在德国国内，防范危险主要是各联邦州警察的职责，各州宪法保卫局仅向警方提供线索。多位宪法学者指出，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不仅模糊了警情分立的界限，更是直接跨越了红线。
多布林特阐述了必须让情报机构自身加大主动干预力度的理由。他指出，“盟友情报机构”并不总是允许德国当局将线索分享给其他部门。具体而言，当美国情报部门提供预谋恐袭线索时，相关信息可能无法顺畅通达德国所有主管单位。在情报界，这种限制规则被称为“第三方规则”（Third Party Rule）。
多布林特还强调了另一个优势：如果特工能够暗中拆除炸弹，同时继续对嫌疑人保持监控，将更有利于深挖幕后黑手。但许多宪法学者认为，这些新赋权本质上与《基本法》相悖。其合法性最终可能需要由位于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而该法案遭到违宪诉讼几乎已成定局。
谁来监管情报部门？
根据新法，为许多激进措施辩护的核心概念是“重大威胁”。按照定义，威胁并非到了袭击即将来临的一刻才算成立，而是在策划阶段就已形成。可关键在于，究竟由谁来判定什么才算“重大威胁”？这恰恰引发了人们对监管缺失的忧虑。这项判定职责将更多交由“独立监督委员会”（UK-Rat）承担。该机构主要由法官组成，专门负责监管情报部门。
在联邦情报局层面，最引发关注的是所谓的“主动措施”。这一术语背后，涵盖了以往严格禁止海外情报机构采取的攻击性行动。未来只要认定存在安全威胁，特工们即可发起反向黑客攻击、操纵数据，甚至在现实物理世界中实施破坏。
举例来说，若联邦情报局获悉与俄罗斯情报机构相关的黑客正策划攻击德国目标，特工们便可主动出击，对其发起网络反攻，尝试瘫痪其服务器、破解加密钱包并篡改数据流以挫败阴谋。不过，联邦情报局若要使用这一特权，必须先向独立监督委员会提出申请并获准认定存在“紧急威胁”，该认定的有效期最长可达一年。鉴于俄罗斯在德国境内频繁的混合威胁活动，预计法律一旦生效，此类申请将迅速出现。
独立监督委员会成立仅四年有余。总理府部长瓦尔肯自身也承认，权限的扩大必然要求更严密的监管。她表示，该委员会能提供“一站式的无死角监管”，从而也强化了议会的监督能力。
如果极端势力执政会怎样？
这一监管机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运作，目前仍缺乏具体方案。法案草案中的措辞相当模糊，仅提到需向独立监督委员会提供情报活动的“总体概况”和“重要成果”。即便在执政伙伴社民党（SPD）内部，对此也仍存异议。此外，同样承担监管职责的议会监督委员会目前资深议员寥寥，且人员编制尚未补齐。
更令人忧虑的是，如果未来某天一个对“安全威胁”有着截然不同定义的极端政党在柏林执政，后果会如何？目前在全国民调中领先的德国选择党（AfD）因自身处于监控之下，一直抨击宪法保卫局“无能且多余”。一旦此类政党掌权，便可在短时间内用亲信替换政治官员乃至情报机构高层。绿党专家冯·诺茨警告称：“面对急于揽权的极右翼势力，宪法防护机制必须得到绝对捍卫。”将监管权力进一步集中于独立监督委员会，至少能对政治干预起到一定抵制作用——毕竟由该委员会裁定何处存在危险并批准采取重大措施，且其成员不易被随意更换。
不过，自该委员会建立以来，内部分歧便屡屡显现，争议焦点正是监管应严厉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应当限制情报机构的行动。2024年4月，曾有两名法官因此辞去委员会职务并返回联邦行政法院。在改革之后，监管者究竟应当把眼睛放多亮、审查多严格，这一问题显得愈发紧迫。
（编译自《时代周报》网站8月12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