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是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元首会晤自然吸引全球眼光，也牵动着朝鲜的神经——因为核问题。实际上，在 “习特会”前一天，朝鲜就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迫不及待地试探及警告中美对核问题的安排。
从两国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习特会”对朝鲜去核化形成了一致意见，并定性此问题的发展 “已达到严重阶段”，或许表明两国已就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中美都同意合作探究一切可能的和平解决方案。为此，美国未再拒绝与朝鲜展开会谈，虽然设置了前提条件，即朝鲜需改变立场。其次，两国确认并坚持朝核问题解决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模式，这既符合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符合中朝总体关系发展。再次，中国或许认同了美国擅长的“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模式，加强对朝金融及其他经济制裁应是选项。
此外，中美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武力选项方面差距依旧。美国务卿蒂勒森表态“（美中合作）有可能会为中国带来一些问题，或使中国面临挑战”。若中国不能与美国协调一致，美国会独自行动，这某种程度上是蒂勒森3月份与中国外长王毅在此问题上表态的翻版。还有，中国未提让“萨德”撤出朝鲜半岛，部分原因或是韩国尚在大选，政坛走向仍不明朗，在韩国缺席的情况下，中美也难以对“萨德”是否撤出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萨德”入韩，在中国看来是因为朝核问题，但也不仅仅是因为朝核问题。
朝核议题进入“习特会”后，中美两国就此部分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原因有三。首先，两国关系具有全球属性，故包括朝核等第三方议题成为两国元首会谈的内容。其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85%份额，朝鲜与中国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及“用鲜血浇筑”的中朝关系，加之朝鲜在中国的防御半径，以及朝鲜半岛向来是海洋强国进攻大陆国家的跳板等地缘价值，都决定了中国意见对解决朝核问题的份量。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对中美新型关系的再确认。虽然两国首脑会谈未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的字眼，但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声明，两国总统同意共同努力“基于彼此尊重而管控分歧及扩大合作领域”，实际上是对新型大国关系“彼此尊重、管控分歧、合作共赢”等精神的再确认，此前在蒂勒森3月份访华时已被确认。
但“习特会”上中美就朝核议题也各有坚持，未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美国坚持穷尽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手段让朝鲜弃核；中国强调和平解决方案。中美立场差距的背后，是两国对朝核问题的威胁性质、在各自国家利益中的排序及对朝鲜半岛走向等问题上的不同认知核要求。
中美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拥有一致目标。但无核化在两国国家利益上的排序，不尽相同，因为两国对无核化的不同威胁认知。对中国来说，朝核问题的最大危害在于它刺激了半岛局势的紧张与失衡的可能，加大了中国在维持半岛和平与稳定及半岛无核化政策之间的张力，也加剧了中国同时面临海陆两个方向的安全压力。不仅如此，朝核问题本身对中国也有潜在的风险，如朝鲜的核及导弹让其有能力威胁到中国东北、华北甚至是首都北京的安全，朝核泄漏的风险会危及中国东北的人口与粮食安全，因朝核问题而引发的局势失控及难民危机甚至战争风险会危及到中国东北的和平与稳定甚至整个国家的安全。朝核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多地取决于中朝关系本身以及中国对朝鲜的国家身份定位。因此，中国学界长久地讨论核问题与朝鲜的对华政策取向，哪一个因素更能决定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不仅直接违背核不扩散条约，损害了美国缔造和维护的国际体系，更重要的是对美国的盟友韩国和驻韩美军构成实际威胁。或许，朝鲜的核能力不足惧怕，虽然它在日渐发展，但尚在美掌控之中。然而，朝鲜国家决策的不确定性，让美国极为忌惮，这是因为美朝关系的敌对，以及美对朝国家身份的负面界定。自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除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与朝鲜有短暂的官方接触，一直拒绝与朝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小布什政府将朝鲜定位为“邪恶轴心”的一员，奥巴马政府对其实行“战略忽视”，而特朗普政府已将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政治就是关系，美对朝国家身份的定位，使其对朝核武器的威胁认知解读远远超越中国。
中美对朝核武器威胁认知的不同解读，与它们对朝鲜半岛走向的国家利益判断及期许有关。在中国战略家眼中，位于中国防御半径的朝鲜半岛，其发展走向应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包括无其他强国在该半岛驻军，与中国深度的经济联系及贸易往来，妥善解决海上与陆上边界纠纷，以及对华政策的温和友好等。美国在二战中逐步拥有并扩大对半岛的影响力，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驻半岛并一直留下来。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是美国等大国对战后世界安排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遏制战略”中的“第一岛链”和前沿阵地。因此，朝核问题的背后，实质是中美对朝鲜半岛走向的要求及期许。
“习特会”对中美发展新型关系的定位和再确认，有效缩小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认知及利益差距。可预料的是，中国将加大运用金融和经济等手段来扼制朝核问题，但这能否在短期内奏效，仍需观察。
（注：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