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自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网站文章
当前不绝于耳的说法有：不安全的时代、身陷危机的世界、濒临崩溃的西方。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绿党）、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社民党）和约菲（Josef Joffe）各自出版的新书仅给大家提供了部分乐观的理由。
费舍尔和加布里尔是德国前外交部长，分别出版了新书《西方的衰落》和《世界政治的时代转折》。对于这两人而言，历史再次来到一个岔口：旧世界及其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初现端倪，但对其具体形式还只能进行猜测。他们两人认为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欧洲人能在一个并不舒适的新世界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要么欧洲失败、欧盟解体、欧洲民族国家成为崛起大国的棋子。欧洲人只有团结才能塑造新世界，而不是被塑造。
费舍尔的书从标题看就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的书。他在2014年出版的书《欧洲将会失败吗？》还以问号结尾做标题，今年的新书则讲到跨大西洋的西方及其规范的败落。费舍尔将2016年视为命运之年，这一年英国公投决定退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他用灰暗的眼光审视将西方不断逼进危机的力量和驱动力。这个危机是全方位的。费舍尔写道：“西方民主当前正越来越遭到由内及外的质疑，西方作为整体、作为自由和作为自由政治文化的担当也承受着外部的压力，而不得不因衰落而抗争。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反民主、威权的现代化模式之间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之争。”
在外部，费舍尔认为西方最大的威胁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再成为最后的全球秩序维持力量。美国不再愿意付出领导角色的代价，不再愿意为维护西方自由制度而投资，这一制度是美国自己在1945之后创造的。相反，特朗普政府开始大规模破坏这个制度及其基石，如自由的世界贸易。费舍尔没有将特朗普当选视为美国历史中出现的运行事故，而是视为美国自我认知深刻转变的一种表现。他认为特朗普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他指出“欧洲的被动性”要承担美国新政治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欧洲人多年以来习惯“天经地义地享受跨大西洋的避风行驶便利”。
没有美国作为制度的保障，世界将形成一个领导力真空，它让西方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费舍尔建议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伙伴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增强军事能力、更合理分配压力，让美国在未来仍然承担全球秩序政策的责任。费舍尔知道，欧洲战略自治的方案在实际中是多么站不住脚。他认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洲和太平洋，特别是中国。21世纪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和平地崛起成世界强国、接替美国的位置。他书中的另外部分讲到了中国的崛起，如他所称是“在数字基础上的列宁式现代化”。对于欧洲，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存在这样一个危险：欧洲可能在“跨大西洋主义和欧亚大陆”之间被碾磨。
他并不看好欧洲：在新的世界，欧洲人必须依靠自己。但是欧洲人口因素并不利，在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也裹足不前。同时新的民族主义的毁灭性力量在欧洲抬头。西方民主无法通过维持现状而让人满意，也无法适应民族主义崛起的趋势。欧洲需要更多新的欧洲“大叙事”。这样的叙事如何弥补巨大的鸿沟，费舍尔本人也不知道答案。
他冷静地判断当前欧洲一体化推进的可能性。他认为，鉴于欧洲各国对一体化出现的倦怠情绪，通过将主权进一步让渡给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来推进一体化在近期是不现实的。最好的方法是在短期内推进自愿的核心国家集团的形成，即双速欧洲，虽然这个方法也并非理想之举。费舍尔认为核心国家集团应该在欧元区接受德国和法国的主导。
需要警告本书读者的是：贯穿费舍尔这本书的红线是世界末日的基调，可能太压抑。尽管如此，作者非常清晰地提醒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很值得一读。其最大优点是对当前危机的总括和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分析。因为费舍尔说得没错：西方所处境况自1945年来从未如此严峻。不过这本书和其他很多同主题的书一样存在一个危险：他们把西方写得如此消沉，暴露出自己的弱点，那么这和那些认为西方民主不再是合乎时代的政府形式的人也没太大区别。适当的自我批评与将西方崩溃作为自我满足的预言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加布里尔的新书《世界政治的时代转折》探讨的是失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国战后秩序的基本支撑点被深深质疑。加布里尔比费舍尔更为详尽地探讨了德国及其在欧洲的角色话题。他也将自己作为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时期的个人轶事用来点缀书中的叙事，这增加了本书对读者的吸引力，让阅读变得轻松。
加布里尔判断政党体制出现转变、技术转型突飞猛进、世界无序让西方及其制度坠入认知危机，另外还有移民、人口和未来劳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挑战。这些都被放在“特朗普的美国作为流氓超级大国”、中国崛起以及威权、民粹主义政府力量增强的大背景之下。加布里尔在书中的基调没有费舍尔那么灰暗，但是他的许多分析却很相像。这两位前外交部长都批评德国缺少战略文化和战略性讨论，认为柏林对未来在内政和外交对德国提出的要求没有做好准备。
在判断俄罗斯角色的问题上，两人的判断有一些有趣的差异。费舍尔认为普京领导下的复仇主义的俄罗斯是欧洲在安全政策上最大的威胁，而加布里尔则认为自己在俄罗斯话题上的观点比较“积极”。不过，让人并不意外的是，他对俄罗斯想成为“邻居、伙伴和对手”、“北溪2”项目是否让两国关系靠拢却带来巨大变化这两个问题上还很摇摆。他认为普京“尽管有很多与欧洲作对、让欧洲失望的地方，但对德国和欧洲仍然是感兴趣的”。
加布里尔的论述中有些新的观点，他在关于俄罗斯的章节中认为，目前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反对北约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东欧持久地、在未来更加广泛地驻军。他呼吁德国“对北约在中东欧的防御能力给予合适的财政投资”。加布里尔这样的立场会让读者感到迷惑。因为如果俄罗斯正如他所说对欧洲和德国感兴趣，为什么他还宣称，欧洲和德国需要加强东部的军队部署？
加布里尔在书中抨击德国当前的政策是“短距离传球”。他认为德国错过了很多时机，那些老资历的部长和政府成员都要为此负有责任。在欧洲政策方面，加布里尔属于公开反对德国甘愿作欧盟净支付国、要求更多投资的少数几个德国政治人物之一。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强调，如果想要欧盟未来有前景，德国必须更多（不仅仅在财政上）投资欧洲。
德国《时代周报》发行主管约瑟夫·约菲的书《好心德国人》关注的是，今天的德国多亏了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而这个体系正陷入危机。他描述了战后德国如何从满目疮痍变为从未有过的最好状态的德国，它“自由、民主、能抵御危机、稳定”。他也展现了西方当前出现的各种危机，但是与费舍尔和加布里尔不同的是，约菲很淡定。即使右翼民粹党德国选择党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中大获全胜，他还是认为德国人的内政在“西方主流中心”是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