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我们应该辩论什么？
9月26日的德国联邦选举是近几十年来最扑朔迷离，同时又是最透明的一场竞选，在人人都是记者的舆论环境下，竞选人的个性、举止失态，以及简历造假、抄袭等“丑闻”被无限放大，成为媒体热炒的焦点，而诸如对新冠防疫措施的反省、如何抵御洪灾等严肃话题，却被竞选人选择性“失明”，很难成为竞选的主题。
“政客”网站对此发表评论，例举出一长串德国大选应该辩论的话题，例如，气候变化、人口减少、工业转型和清洁能源的紧迫性、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不足、数字化和住房问题，等等。
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短缺，德国人口地理在未来10年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变迁。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近的测算，如果净流入人口仍然保持目前的地位，到2060年，德国的人口将从目前的8300万下降到7400万。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其中，适龄劳动力（年龄在21岁到67岁之间）将减少1180万，退休人口将增加500万。如果德国人口要维持在目前水平，每年人口净流入必须增加1倍，达到31.1万，而且出生率不再继续降低。
长期下去，德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养老金和医保系统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对此，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均已表达过担忧。但面对公众对2015年涌入的近100万难民的反感，许多政治人物对移民问题持保守立场，纷纷承诺进一步减少移民，对新移民加快甄别，遣返更多的被拒移民申请人。
德国经济同样面临挑战。如何将战后工业经济奇迹带入21世纪的碳中和时代，德国政坛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往往浮于表面，满足于一些不痛不痒的讨论，如高速公路限速、禁止国内短途航班、提高廉价旅游的成本、市中心禁止汽车通行，等等。虽然绿党成功地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带入主流政治话语，但他们也在竭力摆脱“禁止党”（Verbotspartei）的标签，在汽车、旅行甚至抽烟等与德国民众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问题上开始妥协。
早在21世纪初，德国选择淘汰低碳排放的核电站，却依然保留高污染的燃煤电厂，而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清洁能源又远远不能满足电力需求，导致德国将在2023年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
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默克尔政府加快了核电退出的步伐，但由于官僚主义和公众的抵制，在智能电网的建设、城际高铁的兴建等方面，德国政府难有大的作为。
德国公共管理层面的低效和官僚体制也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尤其体现在公务员数量不足、数字化严重滞后，以及联邦体制的复杂性上。譬如，新冠疫情暴发后，统计数据不得不通过传真机汇总上报，因为地方防疫部门没有联网。在家办公和网上教学也因为电脑普及率不高、网络接入和高速宽带的覆盖率低而无法实现。
在法国、意大利在封城、宵禁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问题上行动迅速的同时，德国政府的各项新冠应对措施仍在16个州的政府层面打转，很难落地，最后不得不依赖自行制定规则，导致宽严不一，缺乏协调和科学性。
在住房问题上，据德意志银行估算，德国至少需要增加100万套房屋。目前，一半的德国人租房居住，住宅的短缺导致租金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上涨了35%，在柏林等大城市，涨幅更大。
德国要想在21世纪继续维持“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地位，必须依靠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但受制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下制定的债务刹车方案，公共投资严重受限。而无论是拉舍特，还是现任财政部长肖尔茨，都坚决表示，一旦新冠疫情过去，德国将尽快中止债务融资计划，重归财务审慎和债务平衡的原则。在全球投资人纷纷看好德国债券市场的时候，德国主流政治人物却选择了自缚手脚。
《政客》杂志网站评论说，9月26日的选举是1949年以来首次时任总理不再寻求连任的大选，新的机遇，新的面孔，理应有新的更加大胆的思路。但现在看来，大多数德国人还是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也不愿直面德国未来面临的艰难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