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慧】德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默克尔的政治生涯也开始倒计时。9月26日，驰骋政坛16载的默克尔将正式交出“接力棒”，为自己的总理生涯画上句号。
然而，这次大选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是一道历史性的选择难题，因为一向稳健、明智，且让他们安心的“默克尔妈咪”没有寻求连任。一时间，不少德国人的选票不知该投给谁，选战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难以预测。
无论谁最终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对于德国来说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属于默克尔的时代，结束了。
向一段长达16年的历史说再见并不容易。自7月起默克尔就安排了一系列出访，英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法国......期间，她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似乎，默克尔在通过外交的方式一边向世界“告别”，一边为她的继任者铺路。
这位出身前东德的“政坛铁娘子”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德国？这次大选将对德国或欧盟产生哪些冲击？“后默克尔时代”俄美欧三角博弈的剧情将如何上演？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出现“急转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中称：“德国短期内很难再出现一个像默克尔这样能长期执政的领导人，默克尔已经成为德国政治的一个时代代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她在德国获得了超党派的影响力，像肖尔茨这样别的党派（社民党）的领导人现在也在拼命地模仿默克尔，以显示他是默克尔的接班人。”
崔洪建认为，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对华政策的“品控”难度越来越大，新政府在面临外来冲击时可能不会像默克尔时期那么坚定。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宇方告诉观察者网，“默克尔在德国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非常务实。让人很佩服的是，默克尔做所有政治决策时都能放下个人的偏好和情感，来顾全大局。比如说，她在跟特朗普最不对付的时候，都能维护好德美关系的平衡，这很不容易。”
默克尔治下，德国从“欧洲病夫”到经济强国
2005年当选之后，默克尔成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在此后的大选中，她连续三次成功连任，一干就是16年。在任上，默克尔经历了4任美国总统、4任法国总统、5任英国首相、9任意大利总理......
对于整整一代德国人来说，默克尔代表着永恒，就像英国女王一样。他们在默克尔的治下长大，称她为“妈妈”（mutti）。
法国《解放报》称，默克尔体现了二战结束以来德国人所一直渴望的东西：稳定。
这种稳定甚至包括了她的发型和着装。一款单排3颗扣、两侧口袋的西服外套硬是被默克尔穿出了“彩虹色卡”。
执政16年里，默克尔的支持率一直都在50%以上，最高时一度达到86%。即使到了今天，默克尔即将卸任之际，她在德国仍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气，德国《明镜》周刊前不久用“近乎伟大的总理”来评价默克尔。
然而，上台之初的默克尔是不被看好的“黑马”。当时，甚至有人断言，她最多干6个月就得下台，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从物理学家转行的总理开启了“超长待机”模式。
默克尔1954年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在东德长大。从小她就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坚忍、自信，且不爱出风头。
1973年，19岁的默克尔以1.0的满分成绩从高中毕业，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专业。1978年硕士毕业后，原东德科学院的物理化学研究中心成了她的栖身之地，默克尔在那里从事了12年的科研工作，并于1986年取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默克尔”这个姓氏不是她的娘家姓氏，而是来自于她的第一任丈夫乌尔里希·默克尔。
1977年，23岁的默克尔嫁给乌尔里希，但仅仅4年之后这段平凡的婚姻便以失败告终。现在看来，这段婚姻唯一的不平凡，或许就是它让安格拉·卡斯纳变成了安格拉·默克尔。
35岁之前，物理学家默克尔的政治履历还是一片空白。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给她的人生带来了新的可能，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被唤醒，从此让她走上了从政之路。
然而就是在柏林墙倒塌当晚，默克尔还是雷打不动地和朋友去洗了桑拿浴，然后她去西边看了一眼，和朋友庆祝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后来她给出的理由的是第二天要上班。
理性且稳定的作风，真的非常默克尔。
1989年12月，她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东德“民主觉醒党”，并预感自己“在这里可以有所作为。”不久之后，“民主觉醒党”就与基民盟合并，默克尔随之成为基民盟成员。
在其政治导师科尔的提携下，默克尔在基民党内平步青云。1991年至1998年间，默克尔任基民盟副主席，并先后出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以及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部长。
默克尔一度被称为“科尔的小女孩”。她能获得时任总理科尔的高度器重，外界普遍认为有三个理由，一是因为默克尔的女性身份；二是因为她来自东德，当时德国刚刚统一，科尔认为内阁需要有来自东德的成员；三是因为她原先所在的政党属于少数政党，代表了少数群体。
然而，这个“小女孩”并没有一直活在科尔的庇护和阴影之下。1999年，当科尔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时，默克尔果断与他划清界限，以一己之力挽救基民盟，也让自己在党内的支持率飙升。
2000年，默克尔在党内选举中以96%的得票率成为基民盟新一任主席；2005年，她战胜施罗德，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也是两德统一后首位出身前东德地区的联邦总理。
当政16年，默克尔应对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危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如此评价：对德国而言，默克尔是一位“危机总理”；对欧洲而言，她是“动荡时代的船锚”。
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05年以来，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法国的两倍，如今德国已经从“欧洲病夫”变成了经济强国。
这段时期，德国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现在德国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率在七国集团（G7）国家中位居首位。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批评默克尔“没有远见”，导致德国现在在一个更加绿色、更加数字化的世界面前毫无准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德国《明镜》周刊认为，“默克尔时代是错失良机的时代”。
法国《解放报》则称，离任后，人们将记住默克尔的风格，但不一定是她的政治，她维护了国家繁荣，满足于管理国家，而不是改造国家。她从其前任施罗德的改革中获益，却没有启动实现德国现代化所必须的改革。
16年，12次访华，70多个对话机制
执政16年，访华12次，默克尔绝对是来中国次数最多、对中国情况最了解的西方领导人之一。
每次访华，除了首都北京之外，默克尔都会走访另一座中国城市，上海、南京、西安、广州、天津、成都、合肥、沈阳、杭州、深圳、武汉。这些年，默克尔走过的中国城市，遍及大江南北，甚至比许多中国人还要多。
“从默克尔的安排来看，她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对发展中德关系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诚意。她愿意到中国各地走表明，她愿意更深入、更广泛地认识中国，”崔洪建说，德国也有意识地通过默克尔的访问在中国民众中树立对德国的正面形象，这可以理解为是默克尔本人亲自担当的公共外交，通过这种方式深化中国民间对德国政府的认识。
另外，崔洪建和朱宇方都提到，默克尔走访的这些城市都和中德合作的重点领域密切相关。
“基本每个地方都会有赫赫有名的德国企业，像武汉的德国伟巴斯特工厂，合肥的德国的马牌轮胎，天津的空客基地，深圳的西门子等等，”朱宇方说，从城市的选择上可以看出，默克尔是很用心的，她希望在更加务实的层面来推动中德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
“每次访华，默克尔都会带着经济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到了具体的城市就会谈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朱宇方补充道。
由于德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原因，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经历了“低开高走”的过程。
《金融时报》称，如今，德国制造业目前占欧元区全部产出的40%，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崛起，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是欧元区最高的。
制造业是中德之间最成熟的合作领域。在这16年间，中德一直在努力扩宽合作领域，把经贸领域的成功向其他领域拓展，双方目前已建立了70多个对话机制。
崔洪建介绍道，默克尔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搁置分歧、务实合作、求同存异。“默克尔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德共同利益的认识、对如何处理中德之间差异和分歧的认识，比大多数西方领导人都要高明。”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背景给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默克尔时期，德国完成两德统一，逐渐走上国家正常化的发展道路，其本身政策目标和方向发生了变化，而这时（本世纪初）的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正在更快速地融入世界主要经济格局和秩序当中。
崔洪建认为，默克尔对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稳定性强，“品控”做得很好。“当然，这个稳定性是和她本人执政了16年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一个人能坚持16年稳定、连续地做一件事，也很不容易。”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对华政策的“品控”难度越来越大
德国大选日近在眼前，新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也引起广泛讨论。
崔洪建和朱宇方都认为，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有足够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未来的新政府不管谁接棒，都没有办法无视或者放弃默克尔时期的对华政策，他们只能说是继承，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继承。
朱宇方认为，新政府一开始可能会“冷处理”一下，到后期就会比较放开手脚，毕竟对华还是意味着很多现实利益的。
“德国各党派在大选的时候是一套说辞，在签订联合执政协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表态，但是真的到具体出台政策的时候，是否会做出很多很强硬的举动，我觉得不一定，”朱宇方说，“因为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它真的做不到和中国切割。甚至中美之间出现摩擦时，德国许多行会、商会以及学者的讨论都是德国是不是能从中有所获益。”
崔洪建称，由于默克尔卸任之后，德国短期内很难再出现一个长期执政的领导人，所以德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受到很大影响，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甚至不断争论的过程当中。另外，德国新政府在应对外来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压力的时候，可能不会像默克尔时期那么坚定，换句话说，德国新政府要做政策“品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崔洪建还提到，原本中德之间合作对话的逻辑可能会受到挑战。“之前，双方是把经贸合作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今后中国如果在别的领域和德国谈合作，德国人可能会不接受，可能会觉得在其他领域的分歧和竞争要大于合作。”
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对话和合作不能开展，“只是逻辑上要发生一些变化，不再是简单地把经贸合作推广到其他领域，而是要通过其他领域的对话来解决分歧、管控竞争，然后再促进合作。即便是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拓展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以前大家基本上是在世贸规则下来促进经贸合作，但现在国际规则和秩序本身面临着一个调整过程，所以今后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对话要‘前置’，大家先要谈标准、谈规则，然后再来搞合作。”
朱宇方则提到了两个中德未来比较有前景、也比较明确的可深化合作的领域：一个是气候领域，一个是数字领域。
“气候领域当中涉及到一些非常具体的合作，比如说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包括了设备、技术等各方面合作的可能性，而且这里面的价值观阻力会比较少。德国在新能源、洁净能源的技术创新上投了很多钱，扶持了很多前沿技术，他们想找到应用市场，通过气候合作进行一些技术的输出，以实现经济利益。”
“数字领域比较现实和明确的合作方向是人工智能。德国认为，他们的优势是复杂系统，而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特别厉害，只要有一点技术马上就能够用，并且是经济性的用，很快就能产生收益。而且中国的市场大，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也很高，一下子就能产生规模效应，所以在德国看来，他们在这方面和中国是存在互补的。”
不过，数字领域的合作也要一分为二的看，朱宇方补充道，“虽然像5G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有发展潜力，但是它涉及到数字安全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成了一个新的讨论热点。”
“告别之旅”，也是解决问题之旅
在德国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默克尔从7月开始先后访问了英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法国等国家，这一系列出访被外界视为她的“告别之旅”或者说“谢幕之旅”。
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阿富汗政局突变、英美澳达成三边安全协议之际，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因此默克尔的这些旅程也变得特别引人注目。
俄美欧关系的复杂微妙在默克尔的旅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9月10日晚，默克尔还特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崔洪建认为，默克尔到访和通话的国家都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对德国外交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其中包括了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这说明默克尔要在大国关系当中为德国外交寻求一个稳定的框架，这是她“告别之旅”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这也是一趟“解决问题”之旅。大国关系里的问题和其他国家也是有联系的，崔洪建拿“北溪2号”举例，串起了默克尔“穿梭外交”中的“生意”：
“她先去美国和拜登讨论，双方在‘北溪2号’上达成一个妥协，美国暂时放行‘北溪2号’，但是附加了条件。有了这个妥协之后，默克尔接着去俄罗斯和普京谈，她实际上在给未来的俄德关系找到一个支点，这样一来，大国关系的稳定就有了基础。和美俄谈完之后，乌克兰和波兰肯定不高兴了，所以她紧接着就去了乌克兰和波兰，这两个都是欧洲强烈反对‘北溪2号’的国家。”
“她分了两头，在莫斯科和普京主要谈‘北溪2号’放行的事儿；到基辅更多地和泽连斯基谈限制性条件，今后在‘北溪2号’上还要坚持对乌克兰的承诺，不让乌克兰吃亏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默克尔“告别之旅”的第一站是英国。
对此，崔洪建分析称：“今年是英国脱欧第一年，英欧之间还有一些后续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德国的态度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很想挽留英国，但是没有成功。默克尔把‘告别之旅’的第一站选在英国说明，她今后仍想和英国建立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即便是脱欧了，德国也不愿失去英国市场。”
“另外，英国脱欧以后实际上和欧盟之间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英国更多的去拉着美国，把欧盟甩在一边，”崔洪建认为，默克尔去英国也是想寻求英欧关系的稳定，一方面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另一方面避免英欧之间出现过度竞争。
在外界看来，默克尔在总理生涯行将结束之际四处“奔波”，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外交遗产。
对于默克尔给德国留下的外交遗产，崔洪建给出了三点评价：
第一，默克尔时期是德国推进国家正常化的时期，它的外交议程充满复杂性和丰富性，在接连不断的外交挑战和探索当中，默克尔基本上形成了她比较统一的外交思路，今后的德国外交会不断从默克尔这个时期留下的外交遗产中得到经验。
第二，正是由于默克尔外交的探索性，所以它在一些方面是有争议的，比如说难民问题，实际上这个争议也直接催化了德国内部的变化。
第三，默克尔的外交遗产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德国在学习正常外交的过程中也在适应变化，不断体现自身特色。
未来默克尔外交遗产的命运可能会比较复杂，一方面它会是后来者的经验来源，但同时也会不断成为后来者批评的靶子。
少了默克尔的欧盟能否战略自主，成为独立一极？
从外交上看，默克尔是个斡旋高手，在俄美欧之间穿梭，不断搞平衡。
然而，在默克尔卸任、英国脱欧、马克龙明年连任困难情况下，欧盟实现战略自主，成为世界政治一极还有多大的可能性？
崔洪建称：“战略自主对于欧盟来说是个长远目标，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欧洲知道自己现在还不具有战略自主的能力，所以它不断地去提这个目标。”
他解释道，“战略自主”本身有两方面含义，一般媒体的解读是对外的层面，即应对中美俄这些大国的竞争压力，这实际上是个比较次要的方面。“战略自主”对于欧洲，尤其是欧洲的大国来说，最主要的是解决欧盟内部分散、分化的状况。
近年来，欧盟内部的分歧不断，在决策上很难形成一致。因此，内部团结是欧盟首先想要解决的问题，他们想要变的更像一个团体，而不是大家各持己见，最后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崔洪建注意到，这两年，法德这些欧盟大国在不同程度地推动加强欧盟机构的权利。
“以前欧盟机构都是把小国的领导人推到前面去，大国在后面。但现在，欧委会主席是德国人，理事会主席是比利时人。比利时虽然不是大国，但它是个核心国。欧盟机构的这种变化就表明，欧盟大国想把更多的动力和主导性直接注入到欧盟机构。一方面让欧盟机构的权利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通过机制来约束成员国的行为，让大家往一个方向走。”
至于未来的欧盟是否可以成为世界“一极”，朱宇方认为，不太可能。她说，欧盟成员国内部不是拧成一股绳的，成员国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很难形成很强大的力量。另外，欧盟层面可以动用的资源很少，包括财政方面、防务方面等等，这就导致它很难有政治行动力。
但崔洪建则提出，未来欧盟可能形成“一极”，但是这“一极”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一极”不太一样。
“我们通常理解的‘一极’就是力量中心，一般来说要看综合实力，很多民众一说到这个就会算武器数量、军事力量等等。要是算这个的话，欧盟至少目前很难是被当做‘一极’的，它的安全都不能完全自主。”
“所以欧盟现在不追求完全靠综合实力，尤其是硬实力评估成为‘一极’，它在突出它的强项。比如说经贸，欧盟27个国家放一起在经济上至少能排名前三，既然前三了，那肯定是‘一极’了。第二，它要加强它在价值观、制度等方面的东西，欧盟认为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是有软实力的。”
崔洪建称：“欧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一极’，但又不是轮廓清晰的‘一极’，在坚持自身的特性的同时，又在大国竞争中体现灵活性和韧性。所以，欧盟现在强调要发挥在规则制定、规则塑造方面的作用，它想把自己定位一个规制力量，你干什么最后都绕不开它。从你的日常生活，到工作，再到思想，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来自欧洲的影响。”
欧盟最终会变成怎样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和欧洲政坛必将因为默克尔的离开而发生变化。
人们会想念她，人们会记得她。再见，默克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