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党的危机：谢幕之时
几个月来，左翼党经历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为它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可能会解散。起初，巴尔迟（Dietmar Bartsch）还能坚守自己的职位，但现在他也放弃了，这代表着议会党团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
下周一，议会党团本应选出新的领导层，但选举临时取消且被无限期推迟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份工作，也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能获得多数票。其实，此时正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东西。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惊人的现象：年轻有为的政治家纷纷退出。43岁的法比奥·德马西（Fabio de Masi）是公认的金融政治家，但他两年前已经退出政坛。50岁的斯特凡·利比希（Stefan Liebich）和49岁的马蒂亚斯·霍恩（Matthias Höhn）于2020年自愿退出政坛，左翼党议会党团也因此失去了两位备受瞩目的外交政策专家，而这两位专家本可以让绿党与社民党之间的桥梁保持畅通。46岁的扬·科尔特（Jan Korte）自2017年以来就一直担任联邦议院左翼党议会负责人，他也不再参选。而由于选举推迟，科尔特也必须暂时留任。
他们的年龄都在40—50岁之间，政治家们经常在这个年龄向上晋升。到了50岁，经过权力斗争的磨练，就可以成为议会党团主席、国务秘书或部长。像利比希这样的左翼党改革者已经为此努力了很长时间，他们希望左翼党能够执政并成长起来。
他们为什么现在纷纷退出呢？是因为左翼党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发展壮大而对其感到失望了吗？还是因为家庭价值观代替了党员精神？又或者是因为实现自我和现实挫败感的矛盾？他们是失败者吗？
对政治感到疲劳
柏林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科尔特要把洗好的衣服晾到阳台上。上臂有纹身的科尔特是左翼党最出色的交际人才之一，他是抨击政府部门的高手，对政府的正面抨击无人能及。而现在，他也想辞职。议会负责人是一份可以牵线搭桥的工作，虽然可能无法坐到议会第一排，但如果可以像科尔特一样优秀的话，会很接近第一排。在他的离职晚会上，有来自社民党、绿党、基社盟和基民盟的政治家们，还有自民党司法部长马尔科·布施曼（Marco Buschmann），甚至还有左翼议会党团中相互敌对的小团体，科尔特几乎能和他们所有人打成一片。
科尔特打开一瓶啤酒，说道：“我无法忘掉这些破事。总是随叫随到，总是要交际。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不能再让电池充满电了。”然后他接着说，他的孩子们很快就会长大，需要爸爸更多的陪伴。
理由很充分。但政治方面的原因呢？与萨拉·瓦根克内西特（Sahra Wagenknecht）有关？与分裂有关？毕竟，在近年议会党团和政党的高层更替中，有一个名字总是会出现——科尔特。但他却从未尝试过向高层攀登。不是因为没有希望，而是因为高层空气中氧气稀薄。他说：“如果你想登顶，就必须从众人中脱颖而出，那就需要变得更加残忍，但我并不想要这样。
他的退出也与对政治疲劳有关。他说：“在议会或社交媒体的每次辩论中，谁会说什么，其实我事先就会知道。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瓦根克内西特，一切内容都会被审查。”与许多其他改革者不同，他对左翼单打独斗者表示理解。他认为左翼党应该更好地照顾工会和小人物，而不是关注气候和难民问题。他还认为，左翼党的危机早在瓦根克内西特单干之前就已开始，且不会因为她的离去而结束。他赞同瓦根克内西的一些分析，但却不像她那样拥有一种保守主义的狂热。
“我从联邦议院的第一排坐到了第二排，我在政治上当然还是挺失败的。”他说，他们这群40—50岁的人在文化上是接近的。“实际上，我们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党派都会有争论。左翼党对社会的影响越小，内部斗争就越激烈。民众的认可度越低，你就越会认为是同侪抢走了民众对自己的认可。”
科尔特仍然是议员，也是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副主席。如果他离开的是绿党，还可以加入环境与自然保护联合会、Agora能源转型论坛或绿色和平组织。但左翼党没有类似的组织，只有党基金会。
也许这就是左翼斗争如此无情的原因之一。因为党内所有高层都很难在不失去政治地位和薪水的情况下离开左翼党政治。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会长期留任的原因。科尔特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他表示，在离开的时刻再来仓促地提醒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可不是一种好习惯。最好还是不提任何建议。他只想引用伟大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的一句话：“你必须喜欢人民。”因为不了解普通人，就没有左翼政治。
这句话针对的是左翼党内高度道德化的“社会觉醒”派，他们喜欢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不过，瓦根克内西特的核心政治竞争力里也不包括亲近人民的选项。
灰烬中的余烬
霍恩坐在左翼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的办公室里。四楼，一间小办公室，一张整洁的办公桌，一台电脑，两盆绿植。整洁、干净。霍恩负责管理左翼党的地产，但事情不算太多。“我有节假日、空闲周末和空闲晚上”。
他从政已有20年。他曾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政治家，后来进入联邦议院并担任党左翼内领导职务。2021年，他在名单上的位置还不足以使其进入联邦议院。现在，他坐在左翼党总部的办公室里，与头号人物雅尼·维斯勒（Janine Wissler）和马丁·施尔德万（Martin Schirdewan）相隔几米。尽管如此，他对政治事务仍非常生疏。
霍恩说：“我很平静。”他想尽一切办法使左翼党适合执政。当他担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时，该党曾两次取得辉煌成就，但“社民党两次都不想与我谈判联合执政事务”。
在联邦党内，作为2017年大选前的执行主任，霍恩试图让左翼党与社民党、绿党结盟，结果失败了。因为他独自站在雨中，而那些真正对“红绿”联盟持开放态度的人，如卡提亚•基平（Katja Kipping）和巴尔奇，都不愿意为他撑起一把伞。
他说，“主要的错误在于改革者没有设法缩小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差距。在各州，如柏林、图林根和不来梅，都是不同党派共同执政。但在联邦中，我们从未成功与其他党进行过联合执政。”
霍恩和其他人一样，公开进行过联合执政的尝试。在2021年大选之前，他试图通过一份关于外交政策的文件来放松左翼党内那顽固不变的对俄政策。他希望联邦国防军能够执行蓝盔任务，就欧洲军队的建立展开辩论，并以现实的裁军政策取代对联邦国防军的基本否定。
反对霍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左翼党内各派和领导层罕见地一致否决了他的在外交政策上的提议。他在党内受到了折磨，同时也遇到了麻烦。因为该外交政策文件，二十多位同事申请在对他提起开除党籍的诉讼。霍恩还曾提议将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建设联邦国防军，1%用于预防德国国内冲突。
几周前，仲裁委员会以毫无根据为由驳回了开除霍恩党籍的动议。
在试图改革左翼党的外交政策失败后，他又想成为左翼党的副主席。结果他输给了以“退出北约”为口号的托比亚斯·普夫吕格尔（Tobias Pflüger）。但还是有42%的人将选票投给了霍恩，他认为这表明“党内需要就外交政策进行辩论”，也可以说，霍恩观察未来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霍恩回顾了他一系列比较明显的政治失败，并详细追溯了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些复杂的原因在左翼党之外几乎没人能够理解。其结果是，即使在核心政治问题，即联邦治理问题上，即便是关系密切的人也会互相争斗。
霍恩的用词很谨慎，因为他是在谈论自己的雇主。对于党的乌克兰政策，党内有的人觉得应该制裁俄罗斯，但却不能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这种优柔寡断既不利于亲俄罗斯派，也不利于亲乌克兰派。霍恩自己则很果断：“一个国家要抵御侵略者，就需要武器。”
尽管如此，左翼党仍有得到拯救的可能。左翼党目前的民调支持率为4%。情况不会更糟了，瓦根克内希特的离任是4%的支持率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红绿灯”联盟的弱点，2025年，左翼党有可能吸引绿党或社民党2%的失望选民。
无论如何，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左翼党想要执政已经不可能了。霍恩一直想要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甚至连幻想都不可能了。
第二次生命
利比希坐在柏林潘科区的一家咖啡馆里，这里是他的主场，因为2009年、2013年和2017年，他在潘科当选为联邦议院的直接选举议员。利比希刚刚从纽约过来，在那里，他还就职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该基金会其实是他退出左翼党后的一个选择。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左翼党，但又离党很远。他娶了一位美国记者，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命。
2020年，他删除了自己作为联邦议院议员的脸书（Facebook）账户，这是一次有计划、有控制地离开的行动。利比希似乎根本不受控制，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常常显得没有太多影响力。但作为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的状态是必要的。经常他们会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攻击。
利比希是左翼外交政治家中的孤胆斗士，他倡导现实的、不那么亲俄的政策，对此他显得耐心而坚定。在外交政策方面，左翼党中像达格德伦（Sevim Dağdelen）和洪科（Andrej Hunko）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北约的顽固派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占大多数。“总的来说，我很感谢我在联邦议院的时光，但我没有必要再经历一次，”利比希说。
利比希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何要永远退出政治舞台。他在22岁时就已经是柏林市议会的议员了。他说：“四分之一世纪的职业政治家生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当然，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就更好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像东方改革者那样的人，关于欧洲和政府参与的辩论该如何进行。此外，左翼党作为反对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最低工资问题上。在2018年的议会上，他成功否决了一项亲俄动议，并谴责了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行动。
利比希来自东德，父母都是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人，当柏林墙倒塌时，他才16岁。对于他和许多人来说，民社党是家一般的存在。2001年，利比希帮助柏林组建了第一届红—红联盟政府。12年前，柏林墙还矗立在这座城市里。这是民社党从一个被排斥的党派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有力量的党派的第一步。
2002年，民社党被赶出了联邦议院。就像现在一样，这是一场生存危机。当时许多人认为参与执政是错误的。利比希说：“当时，我们这些对执政持开放态度的改革者被迫承担一切责任。直到那时，我对党一直都怀有很深的感情，2002年一切才平淡下来了。”
从那时起，左翼党不再是他的家人和家，变成了一个利益组织，一个没有温暖、中性的东西。
利比希批评过瓦根克内西，但并非所有的改革者都这样做了。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巴尔奇和瓦根克内西在2013年结成的联盟，即所谓的“马蹄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利比希认为这是错的。“在外界看来，左翼党不再是站在难民一边的可靠力量。我们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左翼是一个由截然不同的群体组成的联盟，例如原教旨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老左派思想家和社会运动，以及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前社会民主人士。左翼党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用公式化的妥协来掩盖存在的问题，例如如何执政以及与北约的关系。
利比希反问：“如果一个决定会导致一个有效的组织的消失，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左翼党内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乌克兰问题和外交政策，他们是否该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大胆的争论？”
现在，瓦根克内西阵营的分裂已经迫在眉睫。2002年以来，左翼党的议会力量日益消亡。利比希谨慎地说：“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老套，但左翼党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有时是争取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唯一力量。”摇摇欲坠的左翼党内唯一的共识是：一个没有左翼党的联邦议院是不完整的。
（编译自《日报》9月3日的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