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创新能力领先的国家。在所有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创新国家排名中，德国都跻身于前六名之列。巨大的创新活力，优秀的创新团队，良好的创新体系，卓越的创新转换能力和敏锐的创新市场捕捉能力，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雄厚的国家实力，殷实的百姓生活，安定的社会基础和崇高的国际威望。
当今世界实力的竞争，实际上是国家创新实力的竞争。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是很难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理论的奠基者，奥地利裔美国学者熊彼得教授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的毁灭”的论断。一个产品的创新，一个工艺的创新，一个机制的创新，往往会带来一个新的企业，一个新的行业和一个新的市场的产生。而它们的产生，往往又会淘汰大量现成的产品，从而对许多企业，乃至于对整个行业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即使是曾经独领风骚的企业和行业，如果躺在原有的创新成果上睡大觉，也摆脱不了“创造性的毁灭”逻辑的魔力，逃脱不了被摧毁和淘汰的命运。2014年10月14日芬兰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Stubb)宣告，苹果的创新系列产品摧毁了芬兰两大支柱产业，并导致国家经济滑坡，国家信用评级遭到下调。斯图布的话发人深醒。他说“我们已经有两个冠军倒下。iPhone杀死了诺基亚，iPad杀死了芬兰造纸业。但芬兰不会低头，我们会东山再起”①。
“创造性的毁灭”告诉我们一个真谛：创新，创新，再创新，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断地创新，一个企业才能永葆市场的领先地位，一个社会才能永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个民族才能永远立足于世界之林。在这一点上，德国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难以多得的参照。事实上，德国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曾经历过诸如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但德国人善于反省历史，善于从失误中学习，并能够在经历挫折后重拾创新的信心和实力。如今，就像斯蒂芬·蒂尔（StefanTheil）在他的《为何德国仍在制造》ii这篇文章中分析的那样，德国的创新能力不仅不亚于美国，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正在超越美国。
德国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源泉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国家总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问题不仅世人没有回答清楚，而且在德国社会和学术界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论。然而，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极大的现实意义。2015年是“中德创新伙伴关系”的启动年。两国政府的期待，两国社会的兴趣，两国企业界的热情，两国学界的关心把2014年11月刚刚开始筹建的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智库――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推到了研究德国创新能力的风口浪尖上。我们非常荣幸能接受这个挑战，把智库的第一份年度专题蓝皮书的主题锁定为“德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与源泉”，力图抛砖引玉，为理解德国创新能力的真正原因，为汲取德国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提高中国的持续创新能力做出贡献。
一个民族的持续创新能力应该产生于他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因此分析德国的创新能力，离不开分析德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语言，哲学，医学，音乐，伦理，道德，建筑，饮食，民俗以及宗教信仰。根据这个总体论方法，我们将系统分析德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与源泉，紧紧围绕“德国创新能力”这个主题，探索它的历史渊源，展现它的文化背景，解析它的政策关联，挖掘它的军事动机，梳理它的哲学内涵，探究它的医学成份，甄别它的音乐含量，衡量它的伦理份量，揭开它的道德岩层，描述它的建筑灵感，披露它的饮食基础，勾画它的民俗来源以及检讨它的宗教力度。但我们这里所理解的创新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是我们倡导一种广义的创新视角，把社会创新以及管理创新等也纳入考察的范围，这也符合中德双方2014年10月发表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的要旨。
总体的方法，需要总体的团队，我们依托同济大学一百多年以来积累的丰富的对德研究资源，牵手校内外、国内外一流的德国问题专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对“德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与源泉”进行系统的分析。相关的分析议题例如可以包括：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与德国创新之间的关联；德国合作主义制度对德国创新能力的驱动；德国创新能力的文化诠释；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德国创新之间的关系；从德国的能源转向战略看德国的创新能力，等等。这些“定向分析”的每一篇都是一份独立分析报告，探讨每一相关领域同德国创新能力的关联，分析各相关领域对德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展现这些影响机制的机理和力度。
在此，我们热忱地邀请国内外德国问题专家加入我们的讨论，为我们提供稿件，贡献你们的创新观点，与我们携手探究《德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与源泉》。
① Matt Clinch, "How Apple prompted this country's downgrade", CNBC, 13 Oct 2014.
② Stefan Theil, "Why Germany Still Makes Things", Scientific American 307, October 2012, pp. 41-43.
